1912年，在粮道街原粮道衙门内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其创办人是武汉黄陂人陈宣恺、陈时父子。陈时，1891年3月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开明的官宦之家，1907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等私立大学，1909年，经黄兴介绍，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有感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飞速发展，立志教育救国，萌生回国后兴学办校，以教育振兴中华的宏愿。

中华大学创办人、校长陈时先生1911年春，陈时回国参加辛亥武昌首义，任军政府财政司秘书。辛亥革命的成功后他辞官回家，反复向父母讲述他留学日本亲眼所见教育在日本崛起、强盛中的作用，中国要强大也只有教育救国的道路。最终他说服了父母，将家中1200余亩田地变卖，筹集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家藏书3000余册，与另一黄陂人陈朴生共同出资兴办“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并于1912年5月13日挂牌招生。

办学之初，学校租武昌府后街（今自由路西段）周福阶先生故居办男子部，租昙华林民房设立女子部，首开湖北高校招收女生的先河。当年8月招生，共招收学生700余人。学校设大学预科，师范和职业两专修科、中学部、小学科，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综合性的私立学校，学生以湖北为主，遍及全国各省。由于校舍不够，同年10月，陈宣恺利用省参议员身份，呈请北洋政府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拨发原粮道衙门作为中华大学永久校舍。黎元洪同意了陈宣恺的要求，并下令另外征收粮署附属的叶公祠、蒲圻庙以及粮道大巷毗连之房产一并拨给中华大学。1913年4月，中华大学迁入粮道衙门旧址，并于1914年3月获民国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

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校门（图片来源于华中师范大学）1917年11月，陈宣恺病逝，陈时正式继任校长。陈时为学校确立了“成德、达材、独立、进取”的八字校训。到1928年7月，中华大学成立了文、理，商3个学院，分设11个学系、2个专修科，除开设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教育学系、师范专修科外，还开设了法律、数学、物理、化学、农艺、经济、会计、工商管理等系，培养国家和社会急需的人才。 学校实行学分制，一年级44学分，二年级40学分，三年级36学分，四年级32学分，修满152学分，即可本科毕业，给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中华大学校园校舍全景，中间是钟楼，钟楼后面是学生宿舍中华大学办学的最大特色是适应社会需要，开放式办学。陈时深感中国传统教育关门办学、学校所学与社会所需严重脱节的弊端。他借鉴日本私立大学的办学经验，树立“昌明文教，启迪士林”的教育思想，坚持按社会需要开设课程，按时代要求培养人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邀请众多中外名家鸿儒、社会各界仁人志士来校演讲、授课，努力开阔师生们的视野，激励他们的探索精神。四十年间，陈时邀请了近百位国内外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科学家、学者和社会贤达受邀到中华大学演讲、讲学，因而出现了“印泰戈尔，华蔡子明，军蒋百里，政顾维钧，杜威哲学，康梁史经，一时鸿博，靡不莅临”之盛况。这在当时中国的大学教育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今天的大学中也非常鲜见的。

中华大学学生宿舍共分为“陈、达、德、才”四斋，1990年拆除（图片来源华中师范大学）1916年5月，学校新开“宗教学”课程，陈时聘请中国近代佛教学者、佛教教育家月霞大师到校讲佛论教，由佛学底蕴深厚的国学大师黄凯助讲。一时间“和尚登上了大学讲坛”成为轰动社会的大新闻。

是时，共和初始，西凤东渐，列强虎视，各种救国图存的思想、主义、主张、组织纷纷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在这种背景下，陈时即请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来讲维新派观点，也请中共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董必武、陈潭秋来讲社会主义思想。即请国民党军事家蒋百里阐述“军事教育”，也请社会知名人士马寅初、黄炎培、胡适、太虚法师探讨中国社会及民生问题。章太炎先生来中华大学讲学后，中文系师生推举章太炎先生为学校“国学研究会”会长。

1932年5月28日，中华大学建校20周年之际，曾任北大校长、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大教育家蔡元培在王世杰、李四光的陪同下来到学校讲演。蔡元培在充分肯定陈时“在武汉办了一个中华大学，并设有大、中、小学三部，像这样完善的学校，在中国确是罕见”后，便将演讲的内容直叙不久前爆发的“九·一八”事件和“一·二八”淞沪抗战。他在痛陈日本兵在东三省和上海的侵略行径后，号召广大师生高举起爱国主义的大旗，奋起抵抗，科学救国。

当时，在全国私立大学中，武昌中华大学与天津南开大学齐名，中华大学比南开大学早开办7年，两校互为姊妹学校。社会上也有“北张（伯苓）南陈（时）”的称誉。1937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到武汉，陈时邀请他到校演讲。张在演讲中说:“我在北方，经常想到华中，想到华中就想到中华，中华大学有恽代英，南开大学有周恩来，这都是杰出人才，是我们两校的光荣!中华、南开亲如姐妹。最近，我写信给周恩来同学，我说国共两党只有同舟共济，共同努力战胜恶狼，才能冲破难关，获得胜利……”

中华大学教学实验楼（图片来源华中师范大学）1938年，中华大学搬迁到重庆。陈时请冯玉祥、杨杰、邹韬奋、范长江、顾维钧等等，从不同方面分析抗战不会败，中国不会亡，每一个中国人都要不怕牺牲，鼓励学生为抗战胜利奉献自己的力量。

陈时请人来校讲学，内容广泛，文、史、哲、教育、科学、技术、军事、外交、社会民生等等，凡是国家所需，对学生将来发展有利的，不分党派、宗派、学派，中外籍大家都请进来。他请卢前讲《中国文学史》，请太虚法师讲《佛学入门》，请余家菊讲儒家哲学，请陈启天讲法家哲学，请郭沫若讲甲骨文，请张君劢讲《世说新语》，请陈立夫讲《唯生论》，请马寅初讲《新人口论》等。陈时还请印度诗人、泰戈尔介绍印度文化，请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讲实用哲学，请德国哲学家杜里舒讲“达尔文主义之批评”，美国推士博士讲“科学与教育之关系”，德国培仑子博士讲述“职业补习教育”，美国图书馆协会鲍伟士讲“中国图书馆的发展”等。抗战胜利回到武汉后，陈时还请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曾长期担任北京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到校演讲。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当年的粮道街曾经有这么多的国内外的大师鸿儒、社会贤达前来教授、讲学。

陈时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的人他从不把中华大学当成自己的私产，担任校长数十年从来不领薪水，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他拒绝日本人“友人”让他把学校留在武汉的劝说，坚决将学校迁往重庆。在重庆，他拒绝陈立夫高官厚禄的引诱，坚持独立办学，不受国民党的控制。武汉解放前夕，他拒绝张群、白崇禧要他把学校前往台湾的威逼，坚持将学校留在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周恩来邀请陈时到重庆寓所做客时，赞誉他“是一位清苦的教育家”，培养了恽代英等一批著名革命英才。

在1912年至1952年的四十年间，从中华大学毕业的学生有两万八千多人，为社会培养了各个层次的人材数以万计，其中有一批被社会公认的杰出人材，如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林育南、陈潭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资本论》首译者王亚南，《黄河大合唱》词作者、诗人张光年（光未然），原红四方面军总政委、《俄华大词典》编辑陈昌浩，诗人沙鸥。

1919年中华大学给学生颁发的毕业证书（图片来源百度）新中国成立后，陈时把中华大学交给了国家。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华大学撒销学校建制，原有系科专业分别并入今天的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华大学不仅开中国现代私立大学之先河，为奠定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国立、私立、教会大学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作出了贡献，而且在教育形式多元化、开放式办学方面走在了其他大学的前面。

附注：本文涉及的武昌老地名有“粮道街、“粮道大巷”、“府后街”、“昙华林”。

作者简介

刘翔，祖居武昌大堤口，1953年4月生于武昌宜孝巷。三岁上候补街郎家巷幼儿园，七岁进候补街小学，13岁分配到粮道街武汉市第33中学上初中。1972年留校任教师，1986年任文华中学校长。1994年调三道街武昌区教委任副主任。1997年调司门口武昌区人民政府任办公室副主任。2004年在中山路被选为武昌区政协副主席。2013年退休住积玉桥。2007年主编《武昌老地名·街巷地名篇》、《武昌老地名·人文地名篇》。一个生在武昌，学在武昌，工作在武昌，退休养老在武昌的老武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