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旦增拉姆）

《媒介批评术语集》这本文集由W.J.T. 米歇尔和马克·B.N. 汉森这两位学者撰写。本导言深入讨论了媒介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它如何跨越学科界限，成为现代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次将导言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媒介研究的地位和方法、媒介研究的要点、本书的架构、调节视角看媒介研究

首先，文中讨论了媒介研究的地位和方法。德国媒介科学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曾指出：“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境况”，这句话凸显了媒介研究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在当代学术中，媒介研究已成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中心话题，它不再是一个中立、透明的传播工具，而是具有深远社会和文化影响力的领域。尽管媒介研究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但它仍是一个无具体形态的事业，更多是一套联系松散的方法，而非一个统一的领域。它包括虚拟现实环境、唯物主义人类学、文化史等多个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实践。编者将媒介研究定义为对媒介的构成、历史及影响的研究，并将其分为经验科学传统和人文传统两大类。

接下来，解析了媒介研究的几个要点。首先是作为集数单数名词的“媒介”，它与大众媒介的出现紧密相关，对人类历史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是麦克卢汉的转向，他区分了媒介与消息，强调媒介对人的经验和社会的影响主要通过其自身形式和技术特征，而不是内容。第三点是人与技术的关系，探讨了文化批评家凯瑟琳·海尔斯和麦克卢汉的不同视角。凯瑟琳·海尔斯认为去具身化是一种能实现信息流通的意识形态，而麦克卢汉则强调人类与技术的互动关系，认为身体是一个“场地”，是调节行为发生的地方，强调了调节对于建立关系的重要性。最后一个要点是对媒介研究的态度，强调了媒介不仅仅是技术产品，而是人类存在和互动的基础。

在本书的架构方面，编者将文集分为审美、技术和社会三个板块，旨在避免二元对立的诱惑，并强调媒介的“中间性”和调节作用。这种三分模式不仅强调了媒介的中间性，也促进了不同学科间的对话和合作。文集中的每篇论文都深入探讨了一个“批评术语”，尽管有许多其他重要术语未被包含，但编者的目标不是创建一个全面的词汇表，而是对那些在当前媒介研究中起关键作用的术语进行深入研究，并集结成册。

作者已经表明将话题一分为三，强调了媒介研究的“中间性”。因此，作者指出现在必须致力于探索第三个术语——调节。”最后一个板块编者讲了从“调节”视角来看媒介研究。

从调节视角看媒介研究，主要是通过调节在媒介研究中的核心哲学地位，以及它在社会和文化动态中的多层面作用显示。调节在媒介研究中占据核心哲学地位，并在社会和文化动态中发挥多层面作用。调节的概念既有远古时代解决商业争端的含义，也是德国唯心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的核心概念。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出两个主要支脉，它们对调节和社会能动性有不同的理解。调节对媒介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强调了媒介技术对人类经验的决定性影响，并在社会、审美、技术、批评之间发挥关键作用。

总结来说，这份导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媒介研究领域的概览，包括其理论基础、研究范围、关键词和未来方向。在接下来的读书会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些主题，并讨论它们对我们理解和分析媒介现象的意义。

审美

2、身体/伯纳黛特 ·维根斯坦(Bernadette Wegenstein) （李慧敏）

作者深入探讨了身体作为媒介的角色和重要性。作者提出，身体不仅是个体感知和体验世界的基础，也是文化和社会意义的载体。他提出了关于身体是否是媒介、其媒介程度，以及将身体视为媒介对媒介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等关键问题。身体和具身化是两个核心概念，其中身体被视为一个静态的客观实体，而具身化则强调身体在具体情境中的动态体验和行动能力。历史上，身体的角色和意义随着文化和医学实践的不同而变化，例如西医倾向于客体化身体，而中医则视身体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主体。现代性带来了“肉体社会”的概念，身体被视为资本，成为社会规训和权力的对象。精神分析的诞生和现象学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身体的理解，将身体视为表达潜意识欲望和连接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必要媒介。认知科学的进步挑战了身体的传统地位，提出了身体可能被机器取代的观点。

在新媒介时代，技术提供了新的视角，批判了身心二元对立的观点，并关注主体在数字领域的变化。整容术的盛行反映了媒介对身体观念的影响，使身体成为满足媒介塑造的理想形象的对象。商业、建筑和艺术领域的实例展示了身体与媒介融合的新方式，如Gap的互动网站、动态建筑“飘渺阁”和阿尔巴·杜尔巴诺的“皮肤装”项目。

最后，作者强调身体作为原始媒介的重要性，呼吁重视身体在文化构建和意义生成中的主体作用，避免将身体简单视为被动的对象。

3、图像/ W.J.T.  米歇尔  （赵茁妤）

媒介史的发展受到技术革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共同影响，媒介不仅是技术装置，也是体制化实践的一部分。图像作为传播工具，既是认知威胁也是艺术救赎的对象，其价值和意义在权威媒介结构中被重新评价。

图像的定义涉及其符号与感官特性，直接触动感官并通过相似性与所代表事物建立联系。图像的体验包含“出现”与“认可”两个层面，既是具体的质料性存在，也是一种象征，总是在“那里”与“不在那里”之间徘徊。图像的时间性贯穿其本质，激发观看者的深入体验与互动。

图像可以出现在多种媒介中，保持相似的象征意义，广泛渗透于日常生活，既平凡又神秘，能够指称具体事物，也能表达抽象理念。图像的形式具有高度灵活性，涵盖人类想象、理解和感知的所有可能性。图像不仅是实在的可见物，也是记忆、幻想、梦境等精神活动的表现，其存在依赖于人类的认知与媒介设备的协助。

图像的复杂性在于其既是外部媒介的内容，又是内在思维的投射，既需要物质媒介的支持，也依赖于人类意识的参与。图像的存在依赖于身体这一感知基础，无论是普遍的“人类身体”还是具身化的文化身体。图像在媒介中循环流通，反映和建构媒介的功能和意义。

图像的感官与符号属性不仅限于视觉领域，还包括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等其他感官形式。媒介多是混合形式，视觉媒介融合了声音与图像，印刷媒介包含了视觉元素。符号学揭示了文字与图像的区别：文字是任意的象征符号，图像则通过感官相似性连接其意义。

数字图像改变了传统图像与“真实”之间的索引性关系，使图像更受操控、更快传播，引发了有关真实性与信任的辩论。尽管数字图像依赖二进制代码，但其感官“第一性”被质疑，但它并未彻底脱离传统图像的本质，反而通过新技术揭示了长期隐藏的认知层面，强化了图像与人类身体和感官经验的紧密联系。

数字图像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技术革新带来的高质量和高效率，以及它重新定义了图像的生成、流通和理解方式。数字图像推动艺术与媒介实践的新方向，但其核心特性——感官第一性、相似性及模拟经验——依然未变。

4、质料性/比尔 ·布朗(Bill Brown) （刘一诺）

理解质料性，我们首先将其放置在与其他概念的对立中，这样的对比使得质料性的含义变得清晰。质料性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标志，它在与其他概念的对抗中得以彰显。我们通常在习惯性的交往中不会意识到质料性，只有当某些东西被打破时，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世界的质料化。在学术探讨与相关理论方面，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胡塞尔等哲学家都对质料性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的观点为我们理解这一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亚里士多德强调每个事物都是质料和形式的统一，黑格尔的“他物映现”表明质料性需要通过与其他事物的对比来体现，而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质料概念hyle则涉及哲学和医学领域，指物质、实质或原始物质。

质料性的具体表现在物质与思想的关系上，例如，刺是物质，而思想虽不是物质，但有质料基础，如神经元和神经网络。质料性用另一种语言描述了经验的不同维度，超越了通常的经验范畴。技术的发展调节了我们接触材料的方式，导致物体呈现出模糊性。例如，MRI技术既能使不可见的东西变得可见，实现物质化，又能显示病理痛点等，同时也可能导致对人的材料的非物质化，即去质料化。

在数字时代，质料性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媒介发展的去质料化倾向和媒介本身的质料性两个方面。媒介具有去质料化的特点，图像电子化成为阻止人们直接了解物体本身的因素。衡量媒介的抽象力量常借助金钱和商品形式，泽库拉、霍姆斯、马克思和克拉里等学者的观点都表明了这一点，金钱和图像在现代社会中能建立抽象关系。数字时代呈现出媒介的同质化倾向，“只要有数字，一切都可以”，这暴露了我们日常质料的局限性，数字化具有同质化、去质料化的效果。

同时，媒介本身的质料性也是重要的讨论焦点。学者通过考古学研究信息流通的去质料化及再质料化过程。对质料化的构成进行追问，如电子文本的构成包括平台、界面、端口等，这些因素调节着数字通信。从数字科技的物理质料基础到信息层面的“基础”（代码），网页搜索跳转会对图像文字产生扭曲。同时，人的身体也被视为媒介质料性的场地。跨学科研究如现象学和神经生物学探讨人的架构功能如何通过信息塑造形象，以及新媒介如何表现人类主体赋予环境以意义的现象学过程。“生物媒介”这一术语弥合了生物与技术的界限。

从新唯物主义角度评价去质料化媒介的质料性，以物质文化为中心，关注能指的质料性，并讨论媒介与社会文化、政治、精神的相互作用。这些讨论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数字时代媒介的质料性，以及它如何塑造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互动。质料性是物质的组成部分，是事物组成的“基础材料”，理解质料性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世界、理解物质与经验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5、记忆/贝尔纳 ·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陈惠芳）

记忆，作为人类经验的核心组成部分，可以分为天然记忆和人工记忆两大类。天然记忆指的是具体的记忆行为，而人工记忆则是通过技术手段将记忆外化，例如思想通过书写痕迹转化为知识。这一转化不仅体现了记忆的分类，也揭示了记忆随着技术发展而经历的演变。

技术与记忆的联系密不可分，人类通过技术手段建立记忆库，这一过程是人类进化的一个根本维度。由于人类记忆能力的有限性，我们不得不依赖于记忆辅助设施，这促使了记忆技术的发展。记忆技术指的是个人记忆外化的功能，而记忆科技则利用大规模技术系统来组织记忆。工业革命后，人们越来越依赖于认知技术，这导致了知识失控和记忆断裂的问题。

人工记忆的问题在于，记忆设备使人们将认知功能外化，导致知识形式超越了我们的能力，人们陷入了盲目消费的境地。工业化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产生了影响。在生产者层面，工业化通过记忆科技复制生产者的动力行为，使得生产者的技巧传递给机器，生产者因此沦为无产阶级。在消费者层面，高度工业化复制消费者的动力行为，剥夺了消费者的技能和个性。

记忆的语法化和外生系统是理解记忆演变的另一个关键。语法化塑造了我们生活的趋势，人类记忆史是这一过程的体现。书写将言语流打破成非连续性要素，记忆通过符号、痕迹等形式外化，成为社会政治和生物政治控制的渠道。柏拉图肯定了天然记忆，而否定了人工记忆，认为其创造的是虚假知识。然而，从人类考古学的视角看，人工记忆和天然记忆的外生系统同时出现，技术建构了生命中的欲望和知识，人类因此拥有了技术支持的第三层记忆。

记忆的数字化历程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书写文本外化了生活原则，为社群生活创造了条件，字母是第一个具有定位本质的记忆技术。19世纪的模拟定位科技发展，对光波和声波频率进行记录，形成了文化产业，并控制了大众意识。到了20世纪下半叶，数字定位合成的出现将信息商品化。

记忆与信息的关系也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变化。模拟定位与数字定位能使信息以光速传播，与文字定位相反。记忆是对现在的挑选和制作过程，媒介制造事件影响，期待未来事件。

最后，人工记忆生态的时代变化也值得关注。工业化对象征领域的工业化导致社会分裂，消灭了语言的对话功能。然而，到了20世纪晚期，互联网构建了联合技术环境，使视听记忆可以通过互动技术生产，不再强加对立身份给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一变化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工记忆和天然记忆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技术与记忆的关系更加紧密。

技术的外化既是人类记忆延伸的途径，也是其控制的工具。从书写到数字化，记忆的技术形态经历了不断变化，对知识和文化的影响愈加深远。在工业化和互联网的作用下，记忆生态逐步走向联合作用的新形态，为人类提供了更多重塑记忆的可能性。

6 、 感官/卡罗琳 ·琼斯(Caroline Jones)  （陈泰然）

感官这一部分深入剖析了感官在媒介研究中的历史脉络，及其与媒介、知识、艺术间的交织关系，并探讨了现代化对感官体验的影响。

首先，文中探讨了感官的定义。感官既是我们未经调节过的原始感觉，同时也是能够产生抽象认知的重要途径。然而，这种感觉往往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古代哲学中，感官的地位差异显著，尤其是视觉被赋予了特殊的重要性，而其他感官如听觉、嗅觉则相对被边缘化。柏拉图的洞穴寓言论述了感官是被调节的，受众所感知的“真实”往往是经过媒介加工的，而非本质的真实。只有跳出被蒙蔽的感官，通过抽象思考才能获取真正的知识。人们将抽象认知与身体感官的关系比作主仆，认为只有通过智力的思考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

然而抽象思维与身体感知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研究逐步重视到感官在知识获取中的重要性，感官研究因此得以复兴。感官不仅是意识的来源，也是我们与世界互动的媒介。即使感官传递的是被调节过的真实，也是人们获得知识的基础，如果没有感官，也就无从学习知识。

现代化进程中，感官与技术、政治经济基础相互作用，导致了身体的改变。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专业化使得身体成为了可以被侵占和利用的对象，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利用技术来组织身体，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这种变化也影响了感官的地位和作用，被忽视的听觉，嗅觉等感官也被关注。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感官体验得以放大和延伸。电视、电影等媒介的出现让人们能够通过视觉和听觉体验不同的世界，但这种过度依赖电子媒介的现象也带来了问题，人们开始对虚拟图像产生过度崇拜，而忽视了现实世界中的真实感受。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虚拟图像抱有怀疑态度，转而重视起可感知、可真实看到的物质。装置艺术和录像艺术的发展，突破了传统艺术的界限，让人们重新审视感官与艺术的关系。

总的来说，感官在媒介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与知识、理性、身体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感官与技术、政治经济基础相互作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应该关注这些变化，重新审视感官的价值和意义，以更好地理解人类与媒介、世界的关系。

7、时间与空间/ W.J.T.  米歇尔马克 ·B.N. 汉森 （张馨怡）

在探讨媒介分析时，我们首先注意到时间和空间是两个核心概念，它们在不同媒介中展现出独特的特性。例如，绘画、雕塑和摄影等艺术形式主要关注空间的表现，而戏剧、电影和文学则更多地关注时间的流逝。这种区分不仅在艺术创作中显而易见，也是哲学史上长期讨论的话题。

哲学上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是客观、机械、数学的模式，这种模式强调时间和空间的量化；另一种是定性、主观的模式，这种模式强调个人经验和地方感在构成人类意识中的作用。这两种观点的对话反映了技术革新如何深刻影响我们对时空的感知，同时也揭示了人类对速度、机动性和长寿的渴望如何成为新技术发明的动力。

在艺术领域，时间和空间被视为对立的维度。柏拉图区分了物质世界的空间和精神世界的时间，而古希腊美学中时间被认为在艺术上具有优越性。康德和黑格尔进一步巩固了这种美学范式，强调了时间相对于空间的优越性。康德将时间和空间视为感官经验的条件，而黑格尔则将艺术史视为从物质艺术到时间艺术的演变过程。

19世纪的媒介技术革命标志着我们对媒介中时空分类的重大转变。新媒介的出现使得时间和空间变得更加可塑，打破了物体在历史和地理上的天然距离，同时也打破了艺术品的独特感——“光晕”。这些变化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亲近性和个性化的需求，也为现代社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电影的发明似乎克服了时间和空间之间的差异，但传统的艺术分类并未完全消失，格林伯格提出的媒介“纯粹性”概念就是一个例子，他主张艺术应回归媒介本身的独特性，追求艺术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现代媒介技术，尤其是计算机和电子网络的发展，进一步模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形成了灵活的“时间-空间连续统”。这种连续统展示了媒介技术如何改变传统的时空观念，尤其是它们对人类经验的塑造。哲学家如伯格森、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进一步分析了时间和空间的哲学背景，探讨了定性和定量的时间经验，以及时间意识的内在连续体。

在媒介批评领域，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指出现代娱乐产业通过标准化的时间模式消解了个性和自由。斯蒂格勒引入德里达的思想，认为时间的“延异”通过具体技术实现，现代媒介控制了时间感知，影响了记忆与未来。随着计算机和数字化媒介的发展，时间被分裂为“媒介时间”和“计算时间”，影响着社会、文化及个人经验。

最后，具体的媒介应用，如日本媒介艺术家藤幡正树的作品，捕捉了时间、空间、具身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的作品通过合并不同的媒介技术，展示了在监控社会中，新时空精准定位技术可以作为肯定个体独特存在的手段。这些作品告诉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媒介作为时空配置的工具，如何探索个体如何在具体的时空中进行自我表达与认同。

技术

8、生物媒介/尤金 · 撒克(Eugene  Thacker) （彭雨洁）

生物媒介部分探讨了生命科学与信息技术的融合，特别是基因科学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科学研究和医学实践，以及这种融合如何塑造我们对生命本质的理解。

首先，文章介绍了生命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其与计算机科学的结合，强调了信息在生命科学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将生命视为“信息”时可能产生的后果。这种跨学科趋势不仅推动了科学的进步，也引发了关于生命本质和信息角色的深刻问题。

接着，文章深入讨论了“基因密码”的概念，分析了它如何影响我们对生命的态度和思考。通过回顾控制论和信息论对分子生物学的影响，文章指出分子生物学经历了三个阶段：关注生物分子的物质性、关注DNA作为生命密码的信息核心，以及结合物质性和信息含义的阶段。这一部分还探讨了DNA的非线性特性和编码方式的重要性，以及DNA作为控制系统和计算机系统组成部分的观点。

文章进一步阐述了生命既是科学问题也是哲学问题，涉及物质性和信息性的两个维度。这引出了生物媒介的概念，强调了生物媒介不仅包括生物组成部分和过程的再语境化，还涉及医学、经济、技术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影响。生物媒介被定义为一种环境，它提供了一个平台，使生物生命得以以独特形式展现自我。

在讨论生物媒介的实际应用和影响时，文章分析了它在医学、经济、安全和文化领域的作用，展示了基因密码如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这部分回应了生物媒介作为调节过程的定义，揭示了它如何具体影响其他领域。

最后，文章对生物媒介进行了批评和反思，探讨了还原主义、工具性和语言与物体之间的关系等批评性问题，并鼓励我们结合当下的技术和社会背景重新思考生命与非生命的差别，以及生物与技术的差异。这一章节通过探讨生物媒介的概念、历史、影响和批评，揭示了生物与信息融合的复杂性和深远影响，强调了这一融合不仅仅是技术或语言的使用，而是一个调节过程，使“生命本身”得以显现，这涉及到生物学、技术、文化的结合。

10、控制论/ N. 凯瑟琳 ·海尔斯(N.Katherine Hayles) （杨莲）

控制论，由诺伯特·维纳在20世纪中叶提出，是一门研究通信和控制的科学，它曾兴盛于1940年至1970年间，并在学术界逐渐淡出之后，依然作为一种思想和工具在多个领域内发挥作用。控制论广泛地定义了信息流动，包括生物系统、机械系统和宇宙系统。

控制论的发展经历了四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从1943年至1960年，专注于自我平衡、信息的独立性和自我调节，旨在用简单的机制模拟复杂的生物组织。第二阶段从1960年至1985年，以复杂性为核心，将观察者纳入系统的构成，并引入自返性概念，强调内部观察和反馈机制。第三阶段，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控制论开始聚焦于虚拟性，强调媒介在信息的储存、传输和处理方面的重要性，将人与机器视为控制论机制的一部分。第四阶段是混合现实阶段，虚拟与真实世界融合，布鲁斯·斯特林提出的“虚实体”(spime)概念描述了这种状态。

控制论的核心概念包括反馈机制、信息流动、观察者与系统的关系，以及自创生理论。反馈机制是系统自我调节和稳定的基础，而信息流动关注不同系统间的信息转换。观察者的概念强调了观察者对系统运行的影响，自创生理论则强调系统根据自身组织方式运作。

在媒介研究领域，控制论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工具，特别是在计算机技术兴起后，媒介的边界被扩展和重构。控制论的贡献在于将反馈闭环与信息的量化定义相连，提供理论框架分析控制与通信，推动产品创新，以及促进学科交叉。从神经元模型到虚拟现实平台，再到互联网和万维网，控制论思想催生了众多媒介产品。

尽管控制论作为独立学科已淡出学术视野，但其基本概念和思想在当代媒介研究中依然重要。它提醒我们保持开放和批判性思维，不断探索新的理论框架和工具，以推动学科发展。控制论的精神在寻找更好方式去想象和创造未来时，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13、硬件/软件/湿件/杰弗里 ·温思罗普-扬(Geoffrey Winthrop-Young) （吴彤雅）

本章深入讨论了计算机对媒介理论的挑战以及其在人类技术关系中的作用。文章伊始便指出计算机难以被简单定义，它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工具”，也非完全线性操作的“机器”。计算机的不可预测性和对传统媒介概念的冲击，引发了关于其是否构成媒介的讨论，显示了计算机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在计算机出现之前，媒介理论关注技术、审美和社会影响，分为通信和媒介两条发展路径。计算机的出现改写了媒介技术和理论的历史，促使我们用硬件、软件、湿件来更全面地理解计算机。

文章进一步探讨了软件的定义和问题。软件不仅是编程指令或数据架构，它在媒介理论中具有深层的哲学和文化意义。软件与硬件的关系复杂，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一种互构关系。软件依赖硬件执行功能，同时重新定义硬件的功能和存在方式。软件还嵌入了我们的身体经验和感官知觉，这种“物质-符号-身体”的三重性打破了传统媒介理论对软件的简单定义。

文章还讨论了计算机用户对技术原理的普遍不了解，以及计算机功能复杂性对人类认知的挑战。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提出“没有软件”的观点，认为所有软件操作可归结为基本硬件操作，这一观点打破了传统软件与硬件的界限认知，并指出操作系统如Windows看似透明，实则抑制了人性，揭示了计算机技术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因素。

阿里亚恩·马尔德强调计算机在媒介融合创新方面的能力，指出计算机硬件可转换为软件，其他媒介在计算机上成为软件包，这导致在谈论计算机时媒介概念失去意义。这直接冲击了传统媒介理论核心概念，引发了对媒介理论在计算机时代适用性和发展方向的深入探讨。

尽管学者们认为传统媒介概念在计算机语境下受到极大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介概念的消失。计算机本身可被视为一种新的媒介形式，具有独特的传播、存储和交互功能，改变了媒介的传统形态和运作方式，但仍然承担着媒介传递信息、连接人与世界的基本功能。

文章最后强调计算机在人类与技术关系中的角色，以及对媒介理论的启示。计算机与人类的关系纳入到整个讨论体系中，强调人类与技术共同发展对媒介理论的影响。计算机促使媒介发生了深刻变革，传统媒介概念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义，以适应新的技术环境和传播需求。

14、技术/约翰 ·约翰斯顿(John  Johnston)  （梅怡茹）

本章节深入探讨了技术与进化的关系，具体来说是技术进步与人类进化的关系。文章开篇明确指出，传统技术创新着重于能量的传递或转换，例如滑轮、杠杆、蒸汽机和内燃机；而现代技术创新则侧重于信息处理。

在探讨信息处理时，章节引入了多个理论观点。维纳的控制论强调了技术与生物之间的联系，他受到生物对环境自发性适应的启发，认为生命体和机器都通过自我控制和管理的方式运转，这种自我控制主要通过电子化学信号或电子信号（即信息）的通信与反馈来实现，利用反馈信息来实现稳定控制，这是一个负熵的过程，即信息确定性的增加。香农对信息不确定性的理解也在此被提及。

控制论将自然信息处理与人造信息处理相提并论，以生物进化类比技术进步。随后，章节讨论了图灵对人造信息处理工具的理解，即计算器或图灵机，以及冯·诺伊曼的计算机设计结构。介绍了信息处理的线性过程：程序载入内存，通过指令传输进行运算，结果存入自动记录器以进行下一次操作。冯·诺伊曼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线性过程的耗时和耗内存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多核处理器，类似于人脑中数十亿神经元构成的复杂网络结构，能够大规模并行处理信息。

斯蒂格勒强调了进化这一生物学概念在技术系统中的应用范围。章节作者质疑，生物进化为何可以应用于技术发展，以及这种应用达到了何种程度。这是否仅仅是类比关系？

章节随后展开了达尔文和拉马克对生物进化的讨论。作者总结道，在生物进化中，特征被选择是因为它们提高了生物的生存概率；同样，在技术进化中，某项技术或技术系统的某个部分被选择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对人类而言，技术的发展即是进化。

最终，章节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生物进化过程本身在不断加速，技术进化亦然。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组织的演变用了几十亿年，而物种分化、进化的速度更快，技术进化也呈现出这种加速回报定律。

社会

15、交换/大卫 · 格雷伯(David  Graeber) （黄伟）

文中对“交换”的探讨突显了其在社会互动和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交换不仅限于物品和服务的流通，还涵盖了社会和文化实践，依赖于特定媒介，这些媒介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体现。这一定义的扩展表明，交换在人类互动中扮演着比单纯的物品转移更为重要的角色，它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构建者。

进一步来说，社会为交换提供了结构和规则，使得交换能够在有序的环境中进行。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塑造了交换的形式和内容，从而影响了交换的每一个方面。这一点在不同文化中对交换的不同理解和实践方式中得到了体现，例如，某些文化中礼物交换是一种重要的社交手段，而在其他文化中，货币交换可能更为常见。这种多样性展示了交换是如何与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紧密相连的。

货币的出现是交换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促进了交换的效率，深刻影响了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货币作为一种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它的起源和发展与社会的需求和创新紧密相关。这一点进一步强化了交换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说明了交换方式如何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演进。

交换的类型多样，包括经济交换、礼物经济以及共产主义关系等。经济交换通过买卖商品和服务来满足需求，而价格则成为衡量商品和服务价值的关键。与此同时，礼物经济在一些社会中扮演着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角色，它超越了商业目的，成为一种社会交往的方式。共产主义关系则强调互助和共享。这些不同类型的交换揭示了交换在社会中的多功能性，以及它如何根据不同的社会需求和文化背景发挥作用。

交换对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能导致社会分化和不平等，也能推动社会的整合和稳定。交换的方式和规则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化特点和价值观。这一点说明了交换不仅仅是经济活动，它还是社会和文化动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交换方式的演变，原有的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也在经历着改变。新的交换形式挑战并重塑了我们对于公平、正义和社会责任的理解。在交换的过程中，媒介不仅仅是交易的桥梁，它逐渐成为一种执行力量，塑造着交换的规则和结构。

这种力量起源于社会，但随着媒介的发展，它反过来又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强调了媒介在塑造交换行为和社会结构中的关键作用。

总之，交换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既是资源分配也是社会互动的方式，它满足需求并实现社会功能。这个动态过程随着社会变迁而演变，受到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的共同影响，成为一个复杂且持续进化的现象。

20、系统/戴维 · 韦尔贝利(David  Wellbery) （陈汐朗）

本文基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深入探讨了系统、媒介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该理论在媒介研究中的应用与影响，旨在为媒介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帮助突破传统局限，对沟通结构和演化进行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揭示了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核心特征，这些系统由转瞬即逝的“事件”构成，必须在意义的媒介中操作以解决时间延续问题。这些系统具有自创生的特点，能够通过意义将非连续的事件联系起来，减少复杂性，并维持系统的自我参照。这种理论框架强调了意义结构在系统中的重要性，它允许系统在处理事件时搁置部分复杂性，同时关注其他可能的意义，为系统提供了一种在复杂环境中维持自身的方式。

在社会系统理论中，媒介的概念也得到了深入探讨。以沙滩上的脚印为例，媒介由原本关系松散的元素组成，而形式则固定了这些元素间的关系。在系统理论中，形式与媒介的关系是相对的，取决于我们分析的层面。这种区分对于理解媒介在不同层面的角色至关重要，它展示了媒介如何通过与形式的关系来承载和传递信息，影响系统的运作。

随后进一步阐述了意识与沟通的关系，挑战了沟通以意识为基础的传统观点。他认为意识与沟通是自创生系统，操作上相互封闭，但通过结构性连接相互影响。语言作为重要的界面，使沟通成为独特现实，允许沟通约束意识，并促进两者共同演化。系统论强调事件、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与结构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

其中，沟通的不确定性是系统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它包含说话、信息、理解三个层次，源于社会环境的双重偶然性。系统论采用控制论阐释模式，通过寻找重复和约束条件来解释社会现象，不追求确定性解释。这种模式与决策论、进化论相符，为媒介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此外，书写的出现标志着沟通方式的重大转变，它不仅突破了面对面交流的局限，还在拓展时空、建立档案、丰富词汇和文类、复杂化媒介等级、扩大语义选择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文明的发展紧密相连。而系统论提供了分析书写和技术媒介的工具，帮助我们理解和应对沟通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和新约束条件的建立。系统论的应用还能扩展媒介研究的范畴，如权力、爱、艺术等，通过二进制代码降低沟通的不确定性。若将系统论应用于媒介研究，它将促进跨学科方法论的发展，深化我们对社会文化演化的理解，为沟通和演化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嘉宾点评

在探讨媒介相关概念及其对研究的启发时，核心公式Media(集合单数）>medium及其本书的结构维度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视角。这个公式强调了单个媒介置于media集合单数概念中时会产生新的东西，这表明理解单个媒介需要在更抽象的media概念下进行，并且通过具体媒介物来理解这种抽象的media。这种相互关联性是理解媒介的关键。围绕Media>medium这一公式可以形成三个维度，进而更好的梳理本书的架构：技术维度、社会连接维度和媒介性维度。技术维度关注媒介物、人媒关系以及感官和审美的调节；社会连接维度则涉及社会层面和地理空间维度，与地缘政治紧密相关；媒介性维度则体现在人媒关系和社会连接层面，是理解媒介性的关键。

书中提出的一些具体观点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理解和思考。首先是书中的重要观点强调了“媒介决定人之境况”这一理念，认为人原初具有媒介性，是伴随人类演化的一种普遍性力量，因此媒介是技术人类学的普世概念，这与斯蒂格勒的技术与人互为起源的观点相呼应。

第二点则是媒介研究天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当我们从人文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社会科学中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以及自然科学如生物学、神经科学等角度来探讨人的行为和互动时，媒介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其研究自然跨越了这些领域。因此，当我们以媒介为视角进行研究时，它内在地要求我们采用跨学科的方法，而不是刻意去追求跨学科的姿态。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把媒介被视为一个动词。媒介研究需要从对象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从单个媒介对象转向发掘“媒介性”，从共同的“媒介性”中揭示出基于单个媒介的物质性所发出来的不同的“调节”或“交转”状况。因为“媒介性”立基于单个媒介物的物质性，单个媒介物的物质性不同，从而带来了“调节”机制的千差万别。因此，媒介研究应保持开放的姿态。

下面，我将通过结合《媒介批评术语集》和我的“电信”研究从而更好的理解媒介。通信和电信和媒介分属两条不同的理论两种轨迹：“通信”涉及社会地理、政治领域，最终是一个社会现象，最终关心的是社会学语境，即“信源”与“信宿”之间发生的关系；而“媒介”涉及技术人类学、技术哲学，是多种技术现象。是以技术领域为中心，占据“信道”的位置，与物质性、储存和再现有关。

具体来讲，结合本书的“技术”、“社会地理”、“审美”三个维度来对我的电信研究进行回顾，可以发现，从技术层面来讲，电信经过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从“本地服务器”到“云”；从“水平拓扑网络”向“垂直堆栈结构“；从“节点”到“层”。

从社会地理层面来讲，电信架构的垂直拓展改变了城市关系布局和空间配置。过去，全球城市与电信网络枢纽紧密相连，然而，当前数据中心的枢纽与全球城市的交往中心出现了错位，数据中心的选址更多地考虑“绿色低碳”而非经济地理因素，这使得数据中心成为了新的权力中心。城市的布局逻辑也从基于物理距离的传统模式转变为基于数据距离的新模式，即数据中心与用户之间的计算速度和连接质量成为了新的考量因素。这种转变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城乡关系，因为城市大脑和数字乡村等概念现在都在云端实现，形成了一种垂直结构。这要求我们用新视角来理解城乡融合，特别是要深入考虑云端服务对城乡互动和发展的影响，需要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探索新的城乡互动模式。

最后，从审美层面来讲，技术进步影响了我们对电信网络的感知。从直接感知物理线路到通过手机等数字设备获取时间信息，人们的感知变得抽象，反映了技术如何影响我们对世界的审美和感知体验。

因此，我们应避免将媒介知识局限于个别媒体装置层次，而应从更抽象的层面理解媒介性的力量。例如，大模型体现了媒介性力量，是媒介力量在特定场雨的具体呈现，语言研究也应从对象和视角综合考虑。此外，正如钱进老师说的“媒介作为搅局者”。虽然不确定能否创造新秩序，但可以打破现有秩序，让人们参与到变动的世界中，学会把技术媒介作为建设自身安定大后方的杠杆。通过这种深入的理解和应用，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媒介的力量，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