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养老制度内容丰富，礼法兼备。基于两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两汉 养老制度形成了自身的演化。虽以继承性为主，但差异性也有许多。最为主要者，当属 养老礼仪的形成与养老时间的转变。
从“久旷大仪”到“儒礼复兴”：两汉养老礼仪的形成因素
两汉养老礼仪在东汉时期正式形成，西汉时期并无实施。东汉养老礼仪的形成与两 汉制礼原则的不同以及对王莽礼仪制作的态度有关。两汉制礼原则的不同，主要涉及对于古礼的认知态度。乡饮酒礼与养老礼属于古礼 范畴。正是由于古礼认知态度的不同，导致了两汉养老礼仪的形成。叔孙通为西汉制礼，在一定程度上是承 袭秦礼而来，根据秦礼而制定汉礼。
如依后者来看，叔孙通为西汉制礼之时，并不仅仅 是采取秦礼而是在一定程度采取古礼，与秦礼融合而成汉礼。虽然《史记》表述不一， 但是仍可看出，作为奠基“汉诸仪法”的叔孙通，对于古礼并非全面认同，而是有其时 变因素。且作为旁观者对于叔孙通制礼不合古礼的制礼原则亦有负面评价。
叔孙通为西汉制礼之时，并未依据古礼而 制汉礼，而是有自身的制礼原则，叔孙通制礼奠定了西汉非古礼原则或非古礼形式的基 本礼仪形态。同时，叔孙通制礼仅是为了制礼而制礼，并没有考虑到制礼本身所代表的 诸多内涵，此或出于制礼之时对汉初君臣受教育程度的考察。自叔孙通之后，西汉儒者开始表达制礼诉求，进行频繁的制礼活动，以期恢复古礼 而成汉礼，但都因各种原因而流产。
文帝时期的古礼恢复活动，因文 帝好道家之学，且认为礼治的作用仅是“饰貌”对治理国家并无多大帮助，遂而罢去。自叔孙通之后，西汉儒生都进行过频繁的恢复“古礼”运 动，但大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不仅仅是统治者对于“古礼”的不认同，更加是对于“儒 术”所代表的治国方略的不认同。汉初崇尚黄老之学，以无为而治为其治国方略，造成 了文帝以“繁礼饰貌”的礼治态度。
武帝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其治国方略 仍以“尚功”为主，对于董仲舒所请亦罢之。宣帝以“霸王道杂之”为其治国方略，王 吉所恢复古礼的行为得不到认同，也是理所当然。从汉初至宣帝时期恢复古礼运动的失 败不仅仅是制礼观念的问题，更加是对于“儒术”治国认不认同的问题。
终西汉之世制礼活动频繁进行，都以恢复古礼为目的，但均未有成效。频繁的恢复 古礼运动，反映出西汉儒者对于恢复古礼系统和以古礼而成汉礼的渴求。
西汉礼制并没有按照古礼系统或古礼原则而制礼，对于 以古礼而成汉礼，存在认知上的不完全。正是受此大环境的影响，处于古礼系统之内的 乡饮酒礼与养老礼，伴随古礼系统在西汉时期的不成熟和制礼观念中古礼观念的缺失而 没有得到实施，在礼制系统中没有得到实施的诉求。
两汉制礼原则中对古礼认知态度的不同，导致了养老礼仪的形成。西汉制礼原则中 古礼观念的缺失，导致了西汉并没有形成养老礼仪。而东汉制礼原则中对于古礼的认可 和对于古礼系统的恢复，使得东汉形成了养老礼仪。
不仅如此，两汉养老礼仪的形成也 可以反映出两汉礼制的儒家化和以“儒术”治国方略的变化。西汉初年，“儒术”尚不 能成为西汉治国指导思想，叔孙通制礼古礼因素的缺失，导致西汉礼制并没有实现儒家 化。之后，虽经多次恢复古礼运动，都因统治者对于古礼认知态度的不确和“儒术”并 没有成为主要的治国方略，而相继流产。元帝之后，“儒术”治国思想的抬头和对于古 礼认知态度的明确，使得西汉礼制儒家化运动达到高潮，但古礼恢复运动时兴时废。
以 大观小，西汉时期养老仪礼未被制作或没有形成正是受此影响。对于古礼的不重视，制 礼过程中古礼因素的缺乏，导致制礼过程中对于古礼种类和所制之礼多不合古现象的出 现，从而导致了养老礼仪在西汉时期没有形成或被制作。伴随礼制儒家化和“儒术”治 国影响的不断加深，时至东汉，光武帝制礼之时对于古礼态度发生了较大改变。其命张 纯和曹充制礼活动中对于古礼的采纳和多以儒家经典为制礼根据，成为东汉一世的制礼 原则。
光武帝对于古礼的认同导致了养老礼仪的制作和形成，同时，后世之君亦秉承此 种观念更加速了养老礼仪的实施。两汉养老礼仪的形成受两汉制礼原则的影响，进一步 言之，养老礼仪的形成也是两汉古礼认知的反映。因对古礼的认同而形成养老礼仪，因 养老礼仪的形成亦能反观两汉对于古礼的认知。
诚然，两汉养老礼仪在两汉礼制发展过 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不如庙制、祭祀、丧期所代表的的大礼更能反映出两汉礼 制的变化，但养老礼仪的形成作为小礼微观化的反映，亦是两汉礼制发展过程中生动的 写照。
王莽礼仪并非指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后制定的诸多礼仪。而是指以王莽为礼仪制作中 心或王莽授意制作的礼仪系统，核心是制礼人物王莽。王莽素崇周公且对古文经学尤为推 崇，其礼仪建制多仿古而建。就养老礼仪而言，两汉养老礼仪中对于王莽礼仪的继承最 为主要者是养老礼。两汉养老礼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王莽养老礼制作的影响，此种影响并不是对王莽 行养老礼的照搬，更多的是对于养老礼行礼主体和礼仪建筑的继承。两汉养老礼仪的形成原因由两方面构成。第一方面为两汉制礼原则上的差别，即两 汉对于古礼的认知。西汉时期制礼观念上古礼因素的缺失，导致了礼仪系统之内古礼因 素的缺乏，反映在具体礼仪上是礼仪种类的不完整。
同时，治国方略，即对于“儒术” 的不认同也是制礼观念中古礼因素缺乏的一个映证。从而导致了西汉时期并没有养老礼 仪的形成。而东汉时期，儒学的抬头与制礼观念中古礼因素的恢复，使得对于礼仪认知 具有了一定古礼基础，使礼仪种类得进一步发展。受此大环境影响，两汉养老礼仪方得在东汉形成。第二方面受王莽礼仪制作的影响，莽政养老礼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两汉养 老礼，但为东汉养老礼开法，辟雍的修造和行礼主体的明确，在一定程度上被东汉继承。
从“月养”到“年养”：《月令》对两汉养老时间的影响
时间与空间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相比空间而言，时间的变化更具历史线索性。 两汉养老制度中时间的转变，主要涉及受鬻法与行糜粥和赐杖行为。在西汉时期，受鬻 法以月为时间单位，而赐杖行为由于史料没有明确记载，无法确定赐杖时间。时至东汉， 受鬻法（行糜粥）与赐杖行为，出现融合，开始以八月案比的形式进行对老人的养育， 融合的背后是《月令》仲秋之政的影响。由“月养”到“年养”养老时间的转变，不仅 是《月令》对于两汉养老制度的影响，也是两汉养老制度儒家化的体现。中国传统社会的早期先民很早就具有时节意识，通过长期的观察和自身生产生活的 实践，早期先民将长期以来的习惯性行为和规律性认识形成文本而便于认知和传承。
又 将四时观念与人事行为结合起来，形成一整套的具有体系化的对于四时的整体认知，即 月令文献。换言之，月令文献是中国传统社会授民以时而劳作和统治者顺应四时而施政 的文献总称。《月令》儒家化，是《月令》参与西汉政治并对西汉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前提和基 础。但基于养老时间而言，《月令》儒家化之后，养老时间并没有立刻转变为仲秋八月， 而是在东汉时期才得以完成仲秋养老这一养老时间的转变。观念的产生，统治者月令意 识的萌发，在养老时间的转变上存在一定的历史过程。
西汉时期养老受鬻和赐杖的生存样态基于《月令》而言是 有实无名。所谓有实者，是因为受鬻与赐杖的理论渊源出于《月令》。所谓无名者，是 因为受鬻与赐杖并没有严格按照《月令》仲秋之月进行养老活动。
两者虽时间上有所差 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此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与《月令》存在相应联系。差异的缘由是 制度建设前期《月令》并没有深刻影响政治的结果，而在《月令》儒家化之后，作为政 治生活很小的构成部分并未引起统治者较高的关注度。有意识的“月令思维”没有伴随 《月令》影响的深入，在养老时间上得到直观的反映，而是仅留存于理论形态。从意识 到实践，在两汉养老时间的转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历史跨度。
结语
两汉养老制度中养老礼仪的形成和养老时间的转变是养老制度发展的结果，也是制 度本身渐变的过程。虽然两者各有自身的发展因素，但究其实质，都与两汉儒学的发展 和“儒术”治国方略的认同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都在一定程度上受此大环境影响。
两 汉儒学兴起，起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对于儒学的扶持与认同，并没有 影响到治国方略，以“守文”为代表的儒术并没有改变武帝一朝“尚武”的传统。武帝 之后，宣帝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更加表明汉家天子的对于儒术治国的认知态度。
自 宣帝之后，西汉诸帝皆习儒业，治国方略也日渐向儒术靠拢。而此时制礼观念中恢复古 礼运动开始了高潮，《月令》完成了儒学化和经学化，开始对西汉政治产生深刻影响。
东汉承袭西汉而来，儒术治国影响越来越大，古礼观念日渐浓厚，“月令意识”日渐加 强。基于养老制度而言，养老礼仪的形成和养老时间的转换也得相应的发展。两汉儒学 的发展和儒术治国的认同，赋予了养老礼仪形成和养老时间转变深厚的历史土壤与历史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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