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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后期名将辈出，白起、廉颇、李牧、王翦等人率领大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令天下人望而生畏。凭着骄人的战绩，他们被国君视为股肱，民众视为战神。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舞台场景的切换是如此迅速彻底，前一刻刚登上山巅，后一脚就迈入深渊，将军们猝不及防地被调离权力的中心，在最后的日子里黯然失意，甚至难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单从结局来看，他们出演的很难算得上是喜剧。
战国四大名将中，白起位列榜首，三十六年戎马生涯，七十余场战斗，未有败绩。
苏代在秦国丞相应侯面前评价白起说：“武安君为秦国攻占的城邑有七十多座，南边平定楚国的鄢、郢及汉中，北边俘获了赵括的四十万大军，即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公、召公和吕望的功劳，也无法超越他。”
让我们看看白起最著名的几次战役。
公元前293年，伊阙之战，初出茅庐的白起大胜韩、魏联军，斩首24万，俘虏魏将公孙喜，拿下五城，又渡过黄河，夺取韩国安邑以东直到干河的大片土地。经此一战，秦昭王威震中原，自称西帝。
公元前279年至前278年，鄢郢之战，进攻楚国，占领鄢、邓、西陵，大破郢都，焚烧夷陵，攻到竟陵、安陆，建立南郡，向南又攻取洞庭五渚、江南，迫使楚国迁都到陈。白起被封为武安君。
公元前273年，华阳之战，进攻魏国，大败魏赵联军，攻取卷、蔡阳等城，打跑魏将孟卯，战败赵将贾偃，斩首魏军13万，沉2万赵卒于黄河。
公元前264年起，进攻韩国，夺取陉城的五城，斩敌5万人，随后占领南阳要道，攻克野王城，切断上党郡同韩都新郑的联系。
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阻断赵军的运粮通道，打破久攻不下的局面，包围并活埋赵军40余万，令赵国元气大伤，举国震惊。
长平之战，白起登上了职业生涯的最高点。他踌躇满志，要借着这股锐不可当的气势，一举攻破邯郸，消灭赵国，但白起万万没有料到，自己满腔的报国热忱，竟然抵不过别有用心的应侯范雎的三寸之舌。
范雎收受了韩、赵两国的厚礼，又忌惮白起战功卓著，将来必能位列三公，超越自己，所以极力说服秦昭王，答应了韩赵的求和，息兵休战。白起功亏一篑，愤恨不已，从此称病，不再带兵打仗。秦军失去了白起的统帅，换上其他大将，接连遭遇失利，但白起余恨未消，负气说道：“秦王当初不听我的意见，现在怎么样了！”
秦昭王对外部战事深感焦虑，对白起的抗命愈加恼怒，再加上应侯的不断诋毁，终于派人驱逐武安君，禁止他留在咸阳城里。
白起刚走出咸阳西门十里，来到杜邮，秦昭王就与应侯等人商议，认为他声名显赫、功高震主而又心怀怨恨，非但不能为秦国所用，而且是秦国极大的隐患，于是派遣使者赐给他一把剑，令其自杀。
武安君举剑长叹，质问上天，自己犯了什么罪过，竟落得如此下场。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本来就该死。长平之战，我用欺诈的手段把几十万投降的赵卒全都活埋，这足够死罪了。”随即自杀。这是公元前257年的十一月。
武安君至死都没能明白，自己为何遭遇如此不公的对待。他熟读兵法，却不谙人性。在漫长的历史中，白起既不是第一个在宫廷政治斗争中倒下的将军，也不是最后一个。有位学者分析说：“功臣之间出于嫉妒、争名夺利等阴暗心理的倾轧斗争，是传统政治弊端的客观反映，是导致将星陨落、功臣不得善终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功臣宿将来说，最大的危险不在于战场上的明敌，而是来自自己周围暗藏的形形色色以同僚面目出现的敌人。这种人为的政治内耗、倾轧，使得多少功臣没有倒在战场却倒在官场，让历史付出无谓的代价。”
白起死后，秦国人都同情他的冤屈，纷纷在咸阳设立祠庙祭祀。陕西咸阳城东郊及陕西洛川至今尚存白起墓。
继武安君之后，秦国又出了一位名将王翦。
王翦是频阳东乡人，接过了白起的帅印和未竟的事业，带兵攻破赵国都城邯郸，扫平三晋地区，攻破燕国蓟都，后来又消灭楚国，与其子王贲一起成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开疆拓土的最大功臣。
白起之死，必定在王翦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同样掌握秦国的兵权，同样立下汗马功劳，同样被无数凶狠嫉妒的眼睛暗中紧盯。王翦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知道每打一次胜仗，秦王心底的猜疑就会增加几分，自己离危险也就更近一步。
与白起不同的是，王翦不仅熟读兵法，也遍览史书，因此深谙人性，也更懂得隐忍和退避。局势已经很明朗，秦国迟早吞并六国，正如越国灭亡吴国。王翦认为，与其像文种一样不知进退，不如效仿范蠡急流勇退。
范蠡与文种一起辅佐越王勾践，助他卧薪尝胆，用二十多年时间打败吴国。在灭吴的这一年，范蠡因功勋卓著而被封为上将军，但出乎众人意料，选择了隐姓埋名，飘然远去。临行前，他写信告诫文种：“天有四时，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终比否，知进退存亡，方为贤者。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越王为人，只可与其共患难，不可与其同富贵，你若不走，他必杀你。”
文种对近在眼前的荣华富贵不愿放手，虽然读了范蠡的信，但仍怀抱侥幸心理，选择留在了越国。不久，有人向勾践进谗言说，文种将要作乱。次年，勾践借探望病中的文种之机，赐给他一把剑。文种被迫自杀。
贪功求进，能伸而不能屈，能上而不能下，这是文种和白起都犯过的错，王翦不会重蹈覆辙。《易经》的乾卦中，上九“亢龙有悔”，说的就是事物发展到极端，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就像龙一直向上飞，飞到了极限，就会有悔恨之事发生。王翦懂得这个道理。当他扫平三晋、一路凯歌之时，也在审时度势，察言观色，小心翼翼地防范风险。
秦王灭掉三晋后，将楚国作为下一个目标。他先问年轻的将军李信，攻打楚国需要多少兵力。李信回答说：“二十万足够了。”李信刚带领几千士兵在衍水打败燕军，活捉太子丹，风头正劲。
秦王听完，转过头，又用同样的问题问王翦。
王翦领会了这个提问的微妙之处，但他还想再验证一下秦王的心意，也想为自己铺设一个后退的台阶，于是故意思考片刻，回答说：“非六十万不可，一兵一卒都不能少。”
秦王听完哈哈大笑，说：“王将军老了，胆子越来越小了。李将军果然勇猛威武，我也觉得二十万足矣。”
王翦立刻明白，在秦王的心目中，李信如日中天，后浪要推翻前浪，无论自己过去立下了多少战功，现在也到了该让位的时候。急流勇退的契机已经出现，应当顺势而为。
王翦于是称病，回到频阳老家。离开权力与危险的中心，是有些落寞，但归于田园带来的身心放松更令人欣慰。
秦楚开战后，前线传来消息，二十万秦军在李信和蒙武的指挥下深入楚国境内，被楚军追击，损失惨重，大败而归。秦王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秦王立刻动身赶往频阳，手捧将军大印，向王翦赔罪。
王翦心中残存的积郁被一扫而空，但他不露声色，仍然以生病为由婉拒。秦王再次谢罪，言辞恳切，请求他接受帅印。一而再，再而三，眼看火候已到，王翦重申了六十万兵力的要求，表明了自己的原则性，也体现了一位将军的专业度。秦王自然满口答应。就这样，于无声处听惊雷，王翦东山再起的逆袭丝滑地完成了。秦王得偿所愿，双方皆大欢喜。
王翦率领六十万秦军出咸阳时，秦王亲自到霸上为他送行。王翦郑重地向秦王提出要求，讨要良田、美宅和苑囿，还说：“秦国将军带兵打仗，功劳再大也无法封侯，趁着大王重用我之际，我要置办一些田宅苑囿作为家产，留给后世子孙。”秦王听完大笑，爽快地答应了。
王翦抵达函谷关后，又接连派出五批使者前往咸阳，不断请求秦王赐予更多的良田美宅。此时，连他的亲信也受不了了，认为他贪婪的吃相太难看。王翦笑着解释说：“秦王生性多疑，强硬粗暴。如今把六十万人交给我，这是把整个秦国的军队托付给我，国家安危握于我一人的手中。不断索取田宅苑囿，正是为了让秦王认为我穷奢极欲，胸无大志，并没有其他的野心。否则，他怎么能够对我放心？”亲信这才恍然大悟，佩服他人情练达的高明。
王翦用心良苦，老谋深算，他识时务，懂进退，个人的能力、经验、智商、情商都出类拔萃。与白起的激进、偏狭相比，王翦稳重圆融，性格更趋完美。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批评王翦，说他作为秦国将领，平定六国，功绩卓著，不愧是元老将军，可是不能辅佐秦始皇建立德政，巩固国家根基，只是一味苟且迎合，取悦人主，这对王翦是不公允的，司马迁显然是夹杂了个人的愤懑情绪。
王翦的一生，如同穿行在九曲黄河中的一艘船，要顶着狂风巨浪，在激流中稳住方向，还要避开不测的暗礁，安然抵达终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其中的困苦、艰辛和煎熬难以言说，不是像那几句带笑的解释一样简单直白且容易化解的。
做一个出色的将军很难，做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也很难，做两者皆备的人更难，而王翦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让孔子来作评价，结论必与司马迁大相径庭。
孔子认为，君子应当“敏于事而慎于言”。王翦做到了。
孔子又认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被任用就施展抱负，不被任用就藏身自好，君子有审时度势、灵活进退的智慧，既不盲目追求，也不消极对待。这样的处事境界，王翦达到了。
孔子还认为，“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在不同的局势下判断应当如何处事，根据政治状况来调整个人的言行，谨言慎行，既能够积极进取，又能够明哲保身。这样的政治智慧，王翦具备了。
用孔子的标准来评价白起，显而易见，武安君是不完美的。要成为一名沉稳世故的贤者，抑或政坛达人，他的修身之路还很长。与王翦相比，白起的心思简单粗糙，少了很多雕琢，不够玲珑。
然而，正因为缺乏这种完美，白起才能凭着勇气、真诚、锋芒和棱角，锻造出一副武将的精魂，像金刚石一般至为坚硬，至为纯粹。人们在扼腕叹息之时，才会对充满悲剧气息的武安君寄予深深的敬畏、同情与怜惜。
千百年来，普通的民众总是偏爱落难的英雄，正如乌江自刎的霸王项羽永远比汉朝的创立者刘邦更多地被人提起，在人们心目中，白起的地位也远高于王翦。他是一个遗憾，也是一个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