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常生活金融化”的研究被列为金融化研究的三种主要路径之一。欧盟“金融化、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关于“日常生活的金融化”或者说社会金融化的研究，即考察金融化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和社会福祉的影响。该项目有关金融化与物质文化的讨论，指出这种文化是金融化时代的风气和精神面貌。其次，家庭债务的兴起，通常被视为过去几十年金融化进程的特征之一，与金融危机的生成有关。金融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家庭债务的急剧增长。该项目对家庭债务的增长及其与不平等的关系作了研究。其中重点是有关金融部门和福祉的实证研究。在有关社会福祉这一重要主题上，该项目重点研究了金融化与养老金的关系，以及金融化对其他社会服务提供的影响，比如对住房和供水的关注。此外，该项目还进行了一些案例研究，包括一份涉及金融化与福祉的顶层设计性质的政策报告并提出“去金融化”的建议。

　作者简介：何健，社会学博士，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发展社会学、组织与社区研究等。

引言

“金融化”（financialisation）是我们时代随着金融活动迅速增多和全面社会化而产生的突出特征，并日益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主题。纳塔斯查·范德兹万（Natascha van der Zwan）认为，金融化研究大致上包括了“新累积体制研究”“股东价值取向研究”“日常生活金融化研究”等三种路径。我们所关注的“日常生活金融化”的研究，是指通过观察金融如何通过养老金计划、住房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以及其他大规模市场化金融产品进入家庭而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并且对那些旨在把低收入家庭，甚至把中产阶级家庭纳入金融市场的项目和计划提出质疑。同时，这种研究认为金融具有“治理性”（governmentality）。一方面，它通过让人们与新的金融技术和知识体系互动而使之进入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它让人们将新的风险承受形式内化，并发展个人作为投资者或金融资产所有者的主体性（van der Zwan 2014,p.102）。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盟为了吸取那场危机的教训，在2012—2016年间由多所一流大学相关学科联合开展了一个大型研究项目———“金融化、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Financialisation,Economy,Socie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简称FESSUD）。项目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关于社会的金融化或者说“日常生活金融化”的研究。该项目与社会金融化相关研究的一条主线，是考察金融化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和社会福祉的影响。本文拟将这些研究的成果和发现汇集到一起，作一简要介绍。

本文首先介绍该项目有关金融化与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讨论，因为这种文化可以说是金融化时代的风气和精神面貌。其次，家庭债务的兴起，通常被视为过去几十年金融化进程的主要特征之一，与金融危机的生成有关。金融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家庭债务的急剧增长。尤其是，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情况看，这种债务的增长被视为至少是酿成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本文评述了“金融化、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有关家庭债务、家庭债务的增长及其与不平等的关系方面的研究。接下来，本文介绍该项目有关金融部门和福祉的实证研究情况，其中包括：一项在9个国家进行的参与性研究的结论；在5个国家进行的“金融与幸福调查”（Finance and Well-being Survey）的发现，该调查的目的是评估金融化和金融危机对人们福祉的影响。此外，该项目特地联系葡萄牙和英国的情况，撰写了一份关于金融危机社会影响的政策报告，本文将介绍该报告的主要内容。

在有关社会福祉这一重要主题上，“金融化、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项目重点研究了金融化与养老金的关系，以及金融化对其他社会服务提供的影响，尤其关注提供制度（Systems of Provision）的研究途径，比如对住房和供水的关注。因此，本文还试图对这一项目开展过程中的一些案例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包括对一份涉及金融化与福祉的顶层设计性质的政策报告及其“去金融化”（definancialisation）的建议作了介绍。

　金融化与物质文化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的本·芬恩（Ben Fine）在本项目系列报告之一的《迈向一种金融化的物质文化》一文中认为，金融化对家庭的影响，可以从人们生活中物品、服务和福利的提供（provision）方面以及金融化所带来的物质文化当中感受到。特别明显的是，金融出现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金融运作已经延伸到与社会再生产相关的各领域，如住房、养老金等，甚至是以往金融通常不在其中运作的领域。在此过程中，金融一直在推动着各个领域的私有化和商品化，将公民贬低为消费者，并宣传一种基于“自我技艺”的“个人负责”（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的思想，从而让消费者沉浸于无言的放任消费狂欢当中。

芬恩提出以下主题（他归纳为“10Cs”），认为可以就这些主题展开对金融化与文化关系的进一步研究：

被建构（Constructed）——家庭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金融化的结构、动因、关系、过程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而不仅仅是作为金融产品（这些产品中的某一种）的消费者？

被领会（Construed）——在以特定的方式被卷入金融化的同时，从或多或少对金融系统及其运行和影响等有所了解这种最广义的金融知识来看，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既与金融更加接近，又与其距离极其遥远？

商品化（Commodified）——在多大程度上，金融化已经成为不断变化且关联更广阔经济社会转换的有关提供形式和提供层次的一种后果。

依从性（Conforming）——这可能是围绕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和金融运作方式发生的。这种素养同时传递和掩盖金融系统知识；不仅错误解释金融化物质文化的本质，而且可能强化这种解释的意图（不只是通过对那些只获得有限准入的、围绕信用市场形成的竞争压力）缓解的“异常情况”（deviancy）。

背景性（Contextual）——这可能会让你可以巧妙地了解到人们因家庭境况不同而出现的对金融化的不同反应。

矛盾性（Contradictory）——探讨对储蓄和开支的种种态度。

封闭性（Closed）——无能为力。

对抗性（Contested）——“金融的民主化”成为市场制度的神话。

集体性（Collective）——消费者、公民、机构组织和国家的责任。

无序性（Chaotic）——出现所有以上情况，不过人们可能学会根据现场临时应对这些情况。

(Fine 2013,pp.33-34)

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化的物质文化和把公民贬低为消费者，这样的情况可以从各种“金融教育倡议”（financial education initiatives）当中看到（Santos 2013;Gabor2013）。正如桑托斯指出，尽管这些倡议表面上看是中性的，与政治无关，但它们在更广大的新自由主义战略当中充当着某种角色，目的是让人们的价值观、感知和态度发生质变，朝向有利于市场制度扩张的方向转变。以福利国家制度的结构改革为出发点，这些“金融教育倡议”宣传参与金融的“个人负责”思想。通过这种方式，它们起到了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制度失败转移开的效果，让人们转而关注个人的错误行为。“金融教育倡议”在2008年危机之前曾以“金融包容”（financial inclusion）之名位列西方国家议事日程的前沿（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参见Gabor 2013），而桑托斯观察到，这些倡议已经成为2008年危机后政治话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话语试图将金融宣传为是对金融本身所造成问题的解决方案（Santos 2013）。

桑托斯对那些承诺推进金融教育项目的国家机构和国际机构所提出的论点进行了评论，他认为这种承诺是推动个人和家庭稳步整合进金融市场的当代金融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征候。当前推动更多私人提供（private provision）的福利国家改革方式，就是要求个人通过扩展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来对自己未来的金融安全负责，金融教育从而成为推进金融深化到更多经济生活领域的部分策略。金融教育议程是某种努力手段，同时它暴露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强调要推动个人自己依靠自己而具有的支配地位，因此，金融教育是一种可以借由其对金融化意义产生的影响而用以分析金融化物质文化的重要元素，也可用以分析这些影响如何与金融化经验相互作用（Santos 2013,p.3）。

媒体的作用可以作为金融化物质文化的另一个方面加以考察。格拉斯哥大学的凯瑟琳·哈珀（Catherine Happer）详细考察了这个问题。她指出，主流媒体系统是全面地以有利于市场制度和企业利益的方式运作的。这实际上意味着会从一种优先的观点来塑造同情态度，并对探索另类叙事（alternative narrative）和解决方案的空间作出限定。哈珀断定，在金融的场合和有关金融危机的讨论当中，由于多数人较少有切近“高级”（high）金融的体验，因此，金融家自然地被作为“专家”看待，他们的“专家”身份有利于市场制度和企业利益的运作，这种影响显然容易被掩盖（Happer 2013）。

加波尔（Gabor 2013）则探讨了围绕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展开的学术研究和形成的政策话语。他先是描绘了“金融排斥”这个概念的理论变化情况，从其在经济地理学家的研究当中具有深刻政治意义的起源，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政策话语中重新形成一种去政治化的、方法论上个体主义的框架。这种“主流化”的做法，将遭到排斥的空间、社会和制度方面的内容排除在外，金融排斥被呈现为市场和个人失败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通过国家干预和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来解决。于是，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了新的一波对金融排斥议程的批判性解读，不再将家庭作为金融服务（未来的）消费者对待。还有某些思想流派利用关于金融主体性（financial subjectivities）产生和治理的福柯式思想。这与“金融化、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项目联系提供制度（systems of provision）中更广大的历史变迁来研究金融化的物质文化的研究方法有重叠之处。在这种研究方法中，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主体（家庭）是如何既通过物质实践也通过形成主体性的思想或意义来参与（或抵制）金融化的？

　金融化与家庭债务

家庭债务（相对于家庭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而言）总量的大幅增加，是当今金融化时代的普遍现象。桑托斯和泰勒斯注意到，家庭债务账户在美国和英国数量最多。不过总的来说，“其他国家也以较低的速度和规模经历了让个人和家庭卷入进来的金融化过程”（Santos and Teles 2013,p.16）。尽管起点不同，推进速度不同，并与人们看待债务的不同态度互相作用、相互影响，但家庭债务的增加已经具有普遍性。关于家庭债务在造成经济“繁荣与萧条”和不稳定方面的作用，人们有很多争论，有关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生成（连同不平等的加剧和贷款证券化的增多一起）当中的作用也是如此。

卡拉奇曼（Karacimen 2013）发现金融化研究文献中的一个关键主题，“是金融部门的发展如何为消费信贷的扩张创造空间，如何通过个人储蓄和借款模式的改变而为个人融入金融铺平道路的。……在金融化时代，银行转向个人收入作为利润来源……作为其业务多元化的一部分。……银行部门活动的变化有几个原因……除了企业金融行为变化等结构性原因之外，过去几十年金融市场中的创新是将社会更广大部分纳入作为金融系统的关键。加上新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风险管理技术的进步，银行更容易获得更大数量潜在借款人的信息。同样，更多利用证券化，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使得银行可以产生更多的流动性，为将消费信贷扩大到更大数量的人口提供了手段。有了证券化，银行定期将信贷用户的债务捆绑，将其销售给证券化市场中的投资者……随着资产支撑的证券化提供更廉价的资金来源，它已经成为将信贷扩大和延伸到社会更广大部分的一个重要要素”（Karacimen 2013,p.2）。

卡拉奇曼认为，当前消费信贷和家庭债务的大量增加，从历史来看是独一无二的现象。“要准确理解这种现象，就有必要对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的多种蜕变进行一种多维度的分析，如福利制度中的转型、劳动市场的变化和金融部门的发展”（Karacimen2013,p.2）。

美国的次贷危机生动说明了家庭卷入金融系统的情况。“关于家庭对金融部门的这种新的参与，人们是从一系列需求和供给要素（如新的消费标准和技术创新）来解释的，但尽管如此，社会约束（social constraints）仍被大量出现的金融化研究文献指为首要原因。……这些文献将家庭债务水平的不断升高与收入停滞、不平等加剧和福利国家的紧缩联系到一起。有人认为，面对新的消费标准和实际收入停滞，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债务水平不断升高，为的是与在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中出现的消费需求保持一致，这些社会的特征是公共物品和服务提供的日益私营化和金融被推动进入新的物品和服务提供领域”（Santos and Teles 2013,p.15）。不过，桑托斯和泰勒斯认为，“社会约束在分析家庭金融化中的作用，并不限于脆弱家庭承受的债务……多种不同的社会地位，意味着———从准入、资产和债务类型、成本和回报方面看———人们与金融部门有着不同但相互联系的关系”（Santos and Teles 2013,p.15），较富裕的家庭通常持有风险较高的金融资产，并且通过不断增加的金融财富可以获得和利用更多的债务。家庭越来越多参与金融机构，意味着这些机构获得相当大量的关于家庭金融地位（如拥有金融资产的状况）及其以往信用历史的信息，这刺激了特定金融市场的不断细分，即可以根据不同家庭金融状况对服务进行按需定制。“这表明，除了家庭金融交易密集增多这一点之外，更具性质意义上的蜕变可能也在发生，并体现为市场细分的多样化”（Santos and Teles 2013,p.15）。

总体数据的考察，对于确定各国都在发生的普遍趋势而言是有帮助的。在这方面，桑托斯和泰勒斯（Santos and Teles 2013）对16个欧盟国家作了考察。这些国家按照布鲁诺·阿马布尔（Amable 2003）对欧洲金融系统的分类进行分组，阿马布尔的分类吸取了经典的“以银行为基础”与“以市场为基础”的二分法。依据大量金融指数并确定三个要素轴线（factorial axes）———经济规模、外国银行进入情况、银行资产负债表附表结构或所有权，阿马布尔划分了三类国家（一类市场型和两类银行型），并总结说，向更加自由的市场型模式的缓慢趋同正在发生。据此，欧盟国家被分为三类：

(1）较早金融化的国家，包括英国、荷兰、爱尔兰、丹麦和瑞典。其中，既包括英国、荷兰这种属于阿马布尔所说的金融系统以市场为基础的国家，其“特点是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养老基金很重要，与国民生产总值相对而言的高度资本化，说明股市很重要，风险资本系统发达，并购活动活跃，所有权集中度低”（Amable 2003,p.145,p.149）；也包括爱尔兰、丹麦、瑞典等金融系统以银行为基础的国家，这些国家资本市场较为发达，“银行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被动’作用：债券和证券占银行资产的很大一部分，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debt/GNP ratio）明显低于其他国家”（Amable 2003,p.149）。家庭参与债务和金融资产市场的程度较高。

(2）欧洲货币联盟核心国家，与以银行为基础的理想类型相对应，包括德、法、意这三个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主要成员国，以及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这几个外围成员国，其“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credit/GDP ratio）高，保险公司在机构投资者当中占有重要比例……说明并购少，会计标准（accounting standards）形成的情况较差，风险资本部门滞后。所有权集中，国家在控制某些大公司方面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Amable 2003,p.149）。家庭对金融市场的参与度接近欧元区平均水平。

(3）金融化的后来者，包括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这些东欧国家，它们在计划经济解体后已经处于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进程的后期阶段，银行外资占比高是其特征，家庭对金融系统的参与度相对较低（Santos and Teles 2013）。

桑托斯和泰勒斯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家庭负债：其中一种的特点是按揭抵押贷款盛行；另一种与消费信贷的兴起有关。前者在描述较早金融化的国家的经验时涉及较多，而后者则与金融化的后来者和欧盟的某些外围国家有关。

桑托斯和泰勒斯（Santos and Teles2013）发现，“家庭债务和金融财富都有着某种共同的增长趋势，表明除少数例外，共同的制度性变化对欧洲国家的家庭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因此，从家庭越来越卷入金融市场（既指家庭负债不断上升，也指与可支配收入相对而言的资产比例不断上升）方面理解的金融化，是欧洲各地的共同趋势，尽管欧盟国家在这方面的规模和速度不同。住房贷款是越来越重要的债务门类。”消费信贷方面，尽管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消费信贷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相对较低，但在各国的变化情况不尽相同。消费信贷在所有国家都普遍有所增长，但速度很不相同，在东欧国家和希腊这些金融化后来国家当中上升较快，在较早金融化的国家和欧洲货币联盟核心成员国则在减少或趋于稳定。因此，欧洲存在着某种趋同的情况，家庭债务水平低的国家，金融化的后来国家，人们变得越来越卷入金融，尤其是因为消费信贷的变化情况使人们参与金融变得更加普遍。“总家庭债务似乎与家庭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密切相关，暗示家庭对金融部门的参与普遍是资产负债表附表的两个方面造成的。”养老金基金和寿险基金已经成为家庭持有的重要金融资产，表明已经形成促使人们要私人解决养老金的压力。不过，并不存在家庭对金融市场的普遍直接参与，这种情况的另一面，是金融公司拥有更多的股权所有权。

不平等和工资停滞被认为是将家庭推向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务市场的主要推动力。这些压力是金融危机生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关美国情况的讨论，以及对适用于欧洲国家的论点的批评，参见卡拉奇曼（Karacimen 2013）的研究）。

不过，桑托斯和泰勒斯发现，“对各种收入不平等的测量和对欧洲工资收入变化的分析，并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那种认为不平等程度较高与家庭负债较多有关的假设。至少，从汇总层面上看，过去20年欧洲家庭对金融市场普遍异乎寻常的涉入，并没有明显伴随着不平等的急剧增大。欧盟国家不仅有着很不相同的不平等程度，而且近年来这方面也有着不同的变化轨道。因此，在有些国家，不平等的减轻实际上与家庭债务的增加并不矛盾……而且，各国之间在不平等方面的差异，并没有像人们可能预期的那样，与家庭金融化的不同阶段相对应”（Santos and Teles 2013,p.55）。桑托斯和泰勒斯承认，如同国际劳工组织（ILO 2013）等方面论证的那样，金融化可能对工资在收入中的占比下降发挥了作用，“关于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恶化是家庭参与金融以弥补收入与现有或新消费标准缺口的首要原因的观点，是一个远远要复杂得多的问题……这表明，家庭参与金融，似乎也与每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相关（因此也说明金融负债与金融资产高度相关），而且也与特定物品———如住房（负债的一个原因）和养老金（资产的一种来源）———存在相关性”（Santos and Teles2013,pp.59-60）。

桑托斯和泰勒斯（Santos and Teles2013）确实发现了国家层面上的证据，支持那种认为高度不平等是导致家庭依赖债务的推动力的假设。“有着可比基尼系数数值的国家，显示出迥然不同的家庭金融状况，无论从负债还是金融财富方面看均是如此”，而有着类似家庭金融状况的国家，却有着不同的收入不平等数值。“这些结果表明，随着债务市场参与率的提高，对于所有收入群体来说债务都增加了，尽管较高收入群体的增加速度更快，导致了参与程度的不平等。这也表明，在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参与率在不同的债务市场是不相同的。随之，各国不同的相对地位表明，不同的参与率可能反映了各国金融系统的相对发展状况，以及各国的社会经济地位”（Santos and Teles 2013,p.72）。

金融化与福祉

金融部门与福祉——一项参与性的研究

“金融化、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的一项研究工作，是试图发现不同弱势群体是如何看待金融系统的。开展这项研究的方法，是通过一种研究过程，此过程受到欧洲各地不同民间社会团体领导进行的“参与性研究实践”（participative research practice）的启发。研究的主要动机，是探知这些群体是如何看待金融系统和金融系统改革的，这些改革原本的目的是使金融部门更好地符合他们的需求。同时，该项研究还想了解不同的金融主体是如何参与金融系统的，从而帮助人们看清金融包容（或金融排斥）是如何产生并强化社会排斥现象的。该项研究在9个国家进行，举办了有不同类型弱势群体代表参与的工作坊（详细情况，参见Tancau and Gabor 2016）。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从政策方面关注金融包容的情况大量增多。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因为那场危机就是从次级抵押贷款开始的，正是由于人们增加金融参与，寻求扩展风险边疆，以非常容易受到那些不是很穷的穷人自己控制的情况影响的条件，将这些穷人包容进来，从而使危机获得了能量。该参与性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考察被边缘化的群体如何管理日常生活的金融化过程、就其展开讨价还价或对其进行抵制，更细致地描绘这种过程。研究超越了“作为投资者的公民”（citizen as investor）的观点，而以往研究金融化的文献通常采取的正是这样的观点。确实，讲述日常生活金融化时，要问的重要问题是：中低阶层家庭是如何通过养老金计划、消费信贷或抵押贷款参与金融市场的？

研究金融包容的文献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知识与包容性之间的关系作了不同描述。很少有研究者关注超级富有的人在这方面的情况，这些富人并不需要学习太多，因为他们出得起钱来购买资产管理者的知识，可以由资产管理者通过不同的离岸管辖区针对各种管理规定进行套利。对中产阶层来说，学习金融知识，意味着学习个人投资组合的管理决策，以期缓解将来由于国家和雇主撤回承担的退休、医疗卫生和教育责任承诺时产生的风险。穷人则需要学会如何克服对金融的恐惧，承认掠食性贷款（predatory lending）的做法，并普遍接受社会关系的金融化。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们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去“净化”金融包容，使其免受次贷和过度负债的影响，并使金融包容成为人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在一些金融技术公司及其慈善分支机构的支持下，世界银行与金融包容联盟（Alliance for Financial Inclusion）一起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论证说，过度负债归根到底是个人行为性质的特征，而不是与风险边疆无情扩张相关的金融部门结构性动态的特征。

这个以行动为基础的项目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提醒与他们一起从事研究的民间团体组织和弱势群体注意系统性议题，这些议题支撑“金融包容”这种皆大欢喜性质的说法。项目试图鼓励人们进行一次批判性的反思，将弱势群体、那些处于金融边缘和产生风险的边疆的人们置于正在进行的金融和金融改革对话的合法参与者的位置。在此过程中，这种参与性研究方法强调有可能形成一种可能性政治（politics of the possible）的轮廓，它不是由结构性权力的位置来决定一切并解释一切。

这种参与性实践以两个关键问题为指导：（1）如果包容按照经济上处于弱势者的条件发生，它会是什么样子？（2）弱势者将什么样的改革视为按其条件实现的包容的关键？

这两个大的问题，还被分解成几个小问题：弱势群体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和地点是如何体验金融的？他们是如何扮演自己作为金融主体的角色，按人们的预期同时接受金融市场作为福利国家之后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答案，又承认金融市场对个人参与构成威胁的？参与或缺乏参与金融系统，是如何造成脆弱性的？他们给（在金融内部）免受金融影响的自主意识（a sense of autonomy）赋予了什么样的含义？他们参与了什么样的谈判和抵制过程？

从民间团体组织提交的9个欧洲国家的报告中，出现了几个关键的主题。首先，参与者指称银行是其与金融部门联系的首要节点，强调（福利）国家在这种关系当中的中介作用。因此，福利国家制度经常通过为社会服务付费而形成穷人与银行之间的关系，但又（选择）对这种关系的条件不发挥什么影响。如果说参与者认为私人金融可以作出积极贡献，那么这种贡献就是使他们可以实现以资产为基础的福利体制促使他们产生的愿望，在这种体制中，财务安全是通过可以进入住房市场而得到保证的。主流的金融包容话语鼓励金融服务提供者接受和利用新技术（移动银行业务）和新产品，而参与者则强调对传统关系的偏好，在这种关系当中，银行业会允许金融服务提供者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来承担其各自（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责任。

其次，几乎没有参与者认为金融包容通过促进共同繁荣而使穷人获益的承诺得到了实现。不如说，这次参与研究实践为参与者创造了空间，他们一再强调自己对金融机构的深度不信任，以及使他们的金融生活极其不稳定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参与者呼吁根据社会弱势者的个人情况对金融服务进行定制，让国家成为这种服务的首要提供者。该参与性研究的相关咨询活动指出，将这种信念置于市场机制的承诺之中，尽管有数字技术的调节，但可能放错了地方。来自弱势群体的参与者（即那些金融包容议程所针对的对象）则报告说，他们对技术密集型银行业很少有正面的体验。不如说，他们心目中的包容性银行部门是一个关系性银行业（relationship banking），国家细致地参与其中，以便保护他们免受他们仍感觉是掠食性和歧视性的银行实践的损害。重要的是要强调，这一参与性过程的研究发现给国际发展领域加速推动金融包容、将此作为发展新路径的更广泛努力带来了经验（Gabor and Brooks 2017）。欧洲国家经常通过利用福利国家机构实现金融包容目的的经验，对于一个强调金融教育是增强穷人应对金融冲击的复原力的方法、将危机和金融包容失灵归咎于消费者不可靠性的发展范式而言，并不是好消息。从前“无银行账号的人”，那些处在收入分配底层的人，如今体验到了一种朝不保夕性质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通常转化为焦虑，幸福感遭到侵蚀。他们认为，国家———以其作为金融服务监管者和提供者的能力——是解决他们在日常参与金融过程中的权力失衡的唯一最重要解决办法。

这种参与性研究实践让人们看到了弱势群体的直接体验和看法。尽管有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但在9个国家当中，金融系统影响人们生活的方式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所有报告都传达了公民对金融系统的不信任和金融机构治理、组织和监管方式所需要的变革。人们偏向他们感觉更有控制感、更值得信任的金融机构，在这些机构，可以将从与金融系统不同代表的接触中产生的对情感幸福的负面影响减到最少。

由于金融包容对这些弱势群体的物质幸福和情感幸福的负面影响，这些群体对金融包容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当前系统运行和包容他们的方式，让他们产生无能力偿还贷款、成为欺诈的牺牲品、受到不尊重对待等恐惧。与银行代表的互动———他们视之为银行系统的主要公共界面———本身引起了这样的感觉：他们说话，银行并没有在倾听；他们个人的情况和困难，并没有得到理解和关照；他们受到了剥削；他们不得不经常保持警觉，因为他们无法信任他们受到限定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金融机构；他们由于社会经济地位或由于身份而遭到排斥，并且被边缘化。

从该参与性项目中产生的所有报告，都谈到了“从福利制度向债务制度”（from welfare to debtfare）的转变，这是当前欧洲的一个决定性结构特征，由于金融的结构本身和与其打交道的负面效应（管理债务偿还过程中的紧张，担心不能控制自己的债务和财产被收回，等等，国别报告显示了这些情况），这种特征对人们的幸福感产生了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这些报告也显示，弱势群体认识到金融系统产生的一些问题无法通过金融系统的改革来解决，而是需要不同的福利政策和经济政策，并且让国家负起责任和义务，赋予公民权利和能力。不过这些报告也表明，尽管存在对其日常生活现实不利的方面，处于弱势的人们也远远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经常寻找办法，为应对他们周围的日常风险做好准备，如通过形成维权性的本地行动、团体或组织，可以施加压力寻求实行减少风险的公共政策。这也表明，处于弱势的人们的个人复原力已通过日常的谈判过程和对压力的抵御而形成。当涉及让正确的行为主体负起责任、实现所需要的变革和转型时，处于弱势的人们完全意识到，政府应当向公民提供更多的保护，保证其获得自己的权利。

金融与幸福调查

“金融化、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项目还开展了一次“金融与幸福调查”（Finance and Well-being Survey）。此项调查的目的，是评估金融化和金融危机对幸福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

(1）描述个人和家庭与金融的关系的特点；

(2）对人们给出的举债用途和理由进行调研；

(3）探知个人对家庭与金融关系的评估；

(4）探知个人对金融危机给家庭生活不同方面造成的影响的评估；

(5）对金融化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分布情况进行测量；

(6）评估金融化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因不同社会制度环境而减弱的程度；

(7）根据金融化的程度及其国家背景，在不同国家比较的环境下进行这种评估。

“金融与幸福调查”通过（固定电话和手机）电话访谈进行，访谈在2014年11—12月间对五个国家（德国、波兰、葡萄牙、瑞典和英国，这些国家代表了欧盟国家不同的金融系统类型和福利体制类型）随机抽样的家庭进行。每个家庭都有1位（18岁及以上）负责作出财务决策的、参与此项研究的成员接受访谈。各国的样本量，从葡萄牙的1300到波兰和瑞典的1501不等，总样本数为7009。

调查的主要发现是：

尽管个人和家庭几乎普遍通过银行经常账户接触金融部门，但他们与金融的关系在所研究的五个国家各不相同。

如果从金融资产的构成和这些资产的总量方面考察家庭金融财富，那么，与葡萄牙人家庭和波兰人家庭相比，英国人、瑞典人和德国人家庭明显要更加金融化。

如果考察家庭债务，即其对按揭贷款市场的参与情况，以及因此导致的家庭所负债务总量，那么，与德国人和波兰人家庭相比，葡萄牙人、瑞典人和英国人家庭明显要更加金融化。

对按揭贷款市场的参与，是与收入正相关的，较高收入的前五分之一的人会更加频繁地参与。

有按揭贷款，主要是与开始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有关，不过由于住房贷款也被视为一种投资决策，因此财务方面的考虑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是业主，往往对居住的满足感更高，不管是否有按揭贷款。

与按揭贷款相比，个人贷款（persona loans）的分布情况在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都相对比较一致。易于获得，是人们举出的欠有此类债务的主要理由。

签约获得一笔个人贷款，与收入不足有关，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利用这种债务来用于意料之外的开支和（或）当前生活开销。这种类型在英国和葡萄牙尤其明显。

受访者给他们与金融的交往以正面评价，在英国和瑞典尤其如此。正面评价与较高家庭债务水平和较高金融财富水平具有相关性。

经济危机对家庭的影响，葡萄牙受访者感觉特别负面，瑞典受访者几乎感觉不到，波兰、英国和德国受访者处在这两种极端之间。

考虑过去五年这段时期，全部调查国家的40%以上的受访者宣称，其家庭不得不设法应对家庭收入的减少，波兰和葡萄牙此类家庭的比例明显更高。

50%以上受雇于这些国家的受访者声称，他们在这一时期不得不更加卖力工作，这个比例在英国和葡萄牙明显更高。

这些国家的15%以上的受访者说，过去五年体验到对自己生活的总体控制感减少了，这个比例在英国和波兰更高。

失业者成为受到这场危机打击最严重的社会经济群体，报告了最低水平的生活满意度，即便在受到危机影响较小、有着更健全福利制度的国家也是如此。在所有调查国家，就业促进措施都是受访者最不满意的公共服务。

这次调查集中关注代表不同金融系统和福利体制类型的5个国家，调查的发现显示了家庭参与金融的方式和参与的程度在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有何不同，因此暗示了不平等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深层机制。

与国家层面上的数据相一致，在英国、瑞典等有着较先进金融系统的发达国家，家庭与金融部门的接触和参与既是普遍性的，又是多样化的。在这些国家，高水平的家庭债务与高水平的金融财富相关，表明接触和参与金融部门一般来说是在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收支两个方面共同发生的。

相比之下，葡萄牙的情况表明，尽管家庭也与金融形成了密集的关系，但这尤其是通过按揭贷款形成的，也有利于富足人士（the better off）的财富积累。但是，财务脆弱性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相应来看对金融的总体不满意度也更高。在这方面，葡萄牙可以与波兰相提并论，尽管波兰家庭参与金融的密集度相对较低。从家庭与金融打交道、总体财务情况和受访者对金融的满足感来看，德国家庭的情况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

在所有调查国家，无论是从参与的程度和内容还是从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情况来看，家庭对债务市场和金融资产市场的参与都是高度差异化的。高收入家庭无论是作为借贷者还是作为金融资产持有者，通常都有着高得多的金融市场参与率。他们往往有着较高的按揭贷款市场参与率，持有较高比例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和自愿性私人养老金计划。相比之下，低收入家庭则往往签约获得较高利率的贷款用于购买消费品，处理资产变现或清偿债务问题的手段较少，因此，面对影响其工资收入使用的个人和社会紧急情况时他们就比较脆弱。

总的来说，这些调查结果表明，正如人们对债务市场和金融资产市场（它们对生活水平最低的人们不利）的不同参与率所示，金融化放大了现有的不平等。家庭债务集中在较高收入家庭，往往是这个社会经济阶层加强其相对优势的一种途径，从而再生产并加固了相应的不平等。通过让较高收入家庭获益，金融促进并强化了那些对人口当中最脆弱的部分越来越不利的（私营的和商品化的）物品和服务提供形式（forms of provision）。

遵循这种不平等金融化路径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如葡萄牙和波兰，已经变得更容易受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危机对个人和家庭幸福的影响也更有害和更普遍。危机的延续效应正在给福利改革造成更多压力，显示出欧盟国家之间在视野上存在着更多的分歧。

最后，这次调查让就业问题的核心地位浮出水面。失业不仅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个人和家庭物质幸福和主观幸福的影响的关键传播途径（即使在受影响最小的国家也是如此），而且金融和经济危机会通过减少工资收入、工作更加没有保障、工作强度增大而给工人带来有害影响。随之，劳动市场、物品和服务提供制度的改变，导致人们对于他们可以预期从集体形式的社会供给获得的东西、对于金融可以发挥的填补缺口作用的感知发生变化，就此而言，这些改变将影响金融化的物质文化。

金融化与工作

贝泽尔特、洛佩斯和桑托斯（Betzelt,Lopes and Santos 2016）考察了进行“金融化、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项目“金融与幸福调查”的5个国家中的金融与工作的关系。他们利用探讨金融与工作关系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文献，提出了一系列假设并对其进行检验，以便在微观层面上探讨金融如何通过其对劳动关系的影响而对人们的福祉产生影响。他们总结说，2008年金融危机让社会不平等现象更加突出，让低收入群体和劳动合同更没有保障的年轻工人受到更负面的影响。不过，与原本的预期不同，研究揭示，在德国和波兰（家庭对金融的参与程度比英国、瑞典和葡萄牙低），家庭与金融的关系以及工人在劳动市场的地位对低收入群体更不利。在这两个国家，认为家庭与金融系统的关系受到结构性环境推动的观点找到了实证上的支持，因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为了基本生活开支陷入了债务，并且体验到了劳动条件的日益恶化。

反之，在瑞典、葡萄牙和英国，从家庭收入减少和利用贷款满足基本生活开支的情况来看，全球金融危机和金融化影响的分布比较平均。不过，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不同。在葡萄牙，这些影响分布较平均，可能是由于危机在各个社会经济阶层的影响比较严重、比较普遍。在瑞典，危机的影响比较温和，不平等程度较低，福利制度比较健全，因此影响分布比较一致。在英国，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均衡分布，则可能是由于金融在社会各阶层之中的作用比较普遍和一致，人们出于不同的目的都在利用金融。

尽管存在国家之间的差异，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人们的生活条件普遍恶化了，正如受访者报告的情况反映，很大数量的家庭收入下降，只好求助于债务来弥补生活开支和就业关系的恶化。正如德国和波兰的金融与工作关系对低收入者和非标准（non-standard）工人比较不利那样，贝泽尔特、洛佩斯和桑托斯的调查报告总结说，关于金融化对幸福的影响，不能单纯从国家金融系统规模和家庭参与金融的程度来解释，还要考察金融通过劳动市场细分（segmentation）而对幸福所产生的比较直接的影响。因此，对金融与工作的关系的微观层面分析，让宏观层面分析没有呈现出的金融化有害影响浮出水面。

金融危机对经济和社会福利影响分布的不平衡性

桑托斯等人（Santos et al.2013）对比了金融化和危机对18个欧盟国家家庭的物质福利和非物质福利的影响。从物质测量方面看，他们发现，尽管所有国家的家庭都经历了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但欧洲大陆南部和东部地区的人们感受到的危机影响最为严重。为了解释这种结果，作者强调了每个国家机构制度的重要性和福利提供的水平。在主观幸福方面，似乎除了生活水准恶化的最极端案例（希腊、爱尔兰）之外，主观幸福测量指标并没有与预期的物质经济条件发展情况接近。作者指出，这是因为，主观的证据包含着因以下事实而产生的偏向：面对不断恶化的生活条件，家庭可能会对生活条件的标准和预期进行向下调整。有关这个问题，波福等人（Boffo et al.2013）进行了更长篇幅的讨论。这说明，不断改善或者静态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可能不一定是对实际生活条件的准确描绘。

戴马斯基（Dymarski 2016）将来自多个来源的数据汇集到一起，说明了波兰最近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演变情况。对不同统计来源（例如，使用不同调查方法、样本、测量指标和标量尺度等）进行比较，存在着内在固有的方法上的困难，会使得人们无法进行直接对比。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戴马斯基对以下二者之间的落差作了考察：根据经济增长、失业率和收入分配等总计变量得出的波兰总体为正面的宏观经济变化；个人对危机在该国和该国家庭产生的影响的总体上为负面的感知。为此，他提出了各种尝试性的解释，其中之一，是将这种落差归咎于对最脆弱者的社会保护很薄弱，以及经济增长未能足以散布为广泛分配的社会收益。

关于金融危机社会影响的政策报告

“金融化、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项目还就金融危机对欧洲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影响撰写了一份政策报告。在报告中，巴克、布朗和斯本塞（Barker,Brown and Spencer 2016）通过分析五个关键领域（医疗保健、住房、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这些领域传统上是福利国家的主要方面或主要关注的问题），评估了2008年金融危机、随后的衰退和紧缩计划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该报告是在对葡萄牙和英国这两个国家的案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作者拒绝了研究福利的主观方法，主要理由是，人们对自己幸福的评估，往往会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进行调整。该报告倾向于采用客观的研究方法，观察与上述领域有关的各种关键指标（如健康结果、失业率和无家可归者人数等）的变化。

报告总的发现是，金融危机和紧缩对这些领域的社会福利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报告的主要发现中，包括：医疗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有证据表明葡萄牙病人获得医疗服务和支付药物费用的时间和金钱变少了，英国人等待治疗的时间变长了。有迹象显示，经过危机和紧缩时期，两个国家人民的精神和心理健康不断恶化，有些紧缩措施甚至与自杀人数的增多具有相关性。在葡萄牙，对很多人来说，住房更难以获得了，国家撤回了传统上对居者有其屋（homeownership）的支持，英国的按揭储蓄（mortgage deposits）有了巨额增长。另外，还有证据表明，危机后的衰退和紧缩措施导致英国无家可归者增多。在社会保障领域，葡萄牙的养老金发生了大幅的削减，而2010年以来的英国养老金制度改革被确定为将使未来的养老金领取者的情况趋于恶化。报告指出，在老人死亡数量增多与英国削减“养老金信贷”（Pension Credit）之间存在关联。

青年人在危机中和随后的紧缩时期也受到很大损害。葡萄牙的教育资金资助被大幅削减，导致班级规模扩大、受教育国民范围缩小、对残疾儿童的特殊补助被削减。在英国，小学、中学教育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未削减支出，但学生特别是高校学生的贷款大量增加，青年人在开始工作时就背上了沉重的个人还贷负担。在就业领域，尽管工作并维持收入对人们的精神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来说十分重要，但两国仍失去了大量工作职位，而且随危机对私营部门影响而来的是公共部门就业岗位的大量削减。葡萄牙的青年人失业危害特别大。在英国，尽管私营部门比公共部门提供更多的职位，但这些职位很多是低报酬和低技能的。正如史蒂夫·库特勒（Coulter 2016）写道：“好看的GDP和就业数据大标题，掩盖了低工资、劳动密集性经济的画面底色，正在逐步落后于竞争者。”报酬变少和工作条件变差的情况也被掩盖了。

正如斯塔克勒和巴苏（Stuckler and Basu 2014）所说，在最糟糕的时候，紧缩是会杀人的。虽然这反映了紧缩影响最深远的破坏社会福利能力，但这种致命的潜力不应当让人们看不到其更不易觉察但也很深刻的危害。金融危机和紧缩造成了普遍的失业，阻断了人们受教育的机会，让居者有其屋等人们常有的人生目标对很多人来说变得遥不可及。那些在这一时期设法保住工作或找到新工作的人，常常发现报酬和条件变差了。关于这些变化对人们的希望、志向和社会普遍士气的严重消极影响，一定不能低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青年人的影响，他们不得不更长时间地忍受危机和紧缩的后果。不仅由于削减教育资助导致其早期发展受到阻碍，而且成年后的职业前景也变得更加不确定。青年人实现其潜力的能力受到了很现实的限制。

　金融化与养老金

私人养老金提供（private pension provision，而不是国家提供）已经成为欧美国家人们生活的一个主要方面。其中，人们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金融部门，他们的（老龄）经济福利依赖于金融部门的业绩。人们在养老金方面越来越多参与金融部门（这在各国之间和各社会阶层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是日常生活金融化的一个明显例子。

尽管私人养老金方案受到金融动荡的影响，但2008年金融危机是将这个议程向前推进的一个机会。因此，对于社会保护体系私有化、通过更多利用金融市场增加个人责任的趋势，就必须放在欧洲各地更高的失业水平、就业关系更缺乏保障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不平等和社会脆弱性结果的背景之下评估。

邱奇尔（Churchill 2013）和萨里塔斯（Saritas 2013）讨论了过去30年欧盟养老金政策的趋势和演变。正如邱奇尔指出，尽管总体趋势是国家的慷慨程度下降和私人养老基金的平行增长，但各个国家的制度特点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邱奇尔发现英国是公共提供养老金受到最大力压制的国家之一。此外，像德国等许多欧陆国家在收益计算方法中强行加入了更多限制性规范，并引入私人提供资金的养老金方案，以重新覆盖失去国家提供的领域。外围国家也出现同样的趋势，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尤其明显。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荷兰和法国，它们仍在维持相对慷慨的养老金体系。总体上，私人养老基金的兴起，意味着家庭更多参与金融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说，家庭也进一步暴露在金融系统的风险和脆弱性之下。

拜利斯、邱奇尔、芬恩和罗伯逊（Bayliss,Churchill,Fine and Robertson 2013）的研究考察了金融化与福利之间的关系。该案例研究讨论了使用私人养老基金为退休提供收入的增长情况，以及另外一些导致将工作缴费年限与退休领取养老金收益之间的联系绑紧的措施。这些措施已经给退休收入提供制度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并且降低了欧盟各国为老龄人口提供福利的社会责任感。这些变化，似乎对各成员国的个人对其老龄时期感觉到的自信心产生了影响。此外，这些变化正在导致“养老金差距”的增大：向男人提供的养老金与向妇女提供的养老金出现差异。这对成员国构成了新的政治问题，因为这样做已经导致新的“反对”改革主张，如增加基本养老金和进行减少工作年龄性别不平等的变革。

罗德里格斯、桑托斯和泰勒斯（Rodrigues,Santos and Teles 2016）通过考察葡萄牙这方面的转型情况，对研究养老金金融化的文献作出了贡献。葡萄牙遵循的是与欧盟核心国家的过程相类似的过程，导致形成了一个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一体化的金融部门，这种一体化主要是由银行部门而不是由资本市场领导的，而且是来自经济货币联盟的某种下意识的立场（subaltern position）。这一点在该国私人退休收入产品的作用相对降低方面反映出来了。不过，葡萄牙的养老金制度同样处在改革当中，目的是降低其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结果是覆盖范围的缩小和收益的减少，同时又没有以补充性的私人养老金形式实现等量匹配，给那些劳动市场生涯不稳定的人带来了尤其不利的影响。因此，葡萄牙的案例说明了金融化的差异化和不均衡性质，因为总的来说是该国的金融化，具体来说是养老金的金融化发挥了作用，使一个最关键的社保提供领域的情况出现恶化，推动金融市场越来越由外国资本所主导。

邱奇尔（Churchill 2016）讨论了自新的千年开始以来欧盟各国的“新自由主义”养老金改革，这种改革依据的是给人以误导的对“资本市场效率”的信任，将关注点错误地放在了债务水平和国家的支出之上。这项研究认为，改革拥护者预测的经济收益未能变成事实。一个人们不愿意看到但却是可以预见的后果，是出现男性与女性退休后结局之间的差距。鉴于这很大程度上是性别化（ge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