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三年， 李善长已经77岁，朱元璋一道圣旨使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转变。除了李善长之子李祺与公主被流放至江浦，李祺之子李芳、李茂，因公主之恩未被牵累判罪，李善长及其妻女弟侄等七十多人一并处死。

李善长是明代著名的开国功臣，衷心辅佐朱元璋打天下，开创大明王朝，深得朱元璋的信任，更是被朱元璋比喻为汉之“张良”“萧何”的开国丞相。

洪武三年，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当时封有六公和二十八侯，李善长居六公之首，朱元璋称赞道：“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升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进爵韩国公，年禄四千石，子孙世袭，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另外， 朱元璋还赐李善长丹书铁卷， 免李善长两次死罪， 免其子一次死罪。然而就是这样的皇恩浩荡，李善长也未得善终。

大明王朝建立后， 一些有功之臣或居功自傲、骄奢淫逸， 或心存异志， 图谋不轨， 或功高震主，都被朱元璋猜忌。然而此时已经功成名就的李善长，虽有张良之才，有一肚子治国安邦的学问，却没有张良明哲保身，急流勇退的明智之举。

反观李善长，他非但没有功成身退，反而变本加厉。

李善长是淮西籍人，朱元璋的老乡。有权有地位之后，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串通淮西籍人员拉帮结派，成为淮西集团的核心人物。胡惟庸正是在李善长的竭力推荐下，才从小小的知县逐步登上宰相的宝座。

李善长为培植淮西集团势力不遗余力，处处以淮西籍官员利益为先。而淮西集团成员自恃是皇帝的同乡，恣意妄为，同时又排斥异己，对淮西籍以外的人员极力打击。例如，在胡惟庸当宰相前，朱元璋曾说杨宪可居相位，胡惟庸当宰相后听说了这句话，就跟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

本来李善长就对杨宪在朱元璋面前说自己“无相才”一事耿耿于怀，于是想方设法诬陷杨宪，最终杨宪被杀。洪武四年，李善长因病离职休养，朱元璋赐临他濠地若干顷，守坟户一百五十家，仪仗士二十家， 之后，又封他兄弟和子侄为官， 又将他的长子李祺招为驸马。此时的李家人可谓荣宠至极，但李善长仍然贪恋权力，不愿离去。

另外，李善长还是一个心胸狭窄之人。

据《明史》载，李善长乃“外宽和，内多忮刻”之人。“忮刻”是嫉妒刻薄，心胸狭窄的意思。例如，参议李饮冰、杨希圣，只是稍微冒犯了他的权威，李善长马上将其罪上奏皇上，罢免了他们两人。同为开国功臣的刘伯温，李善长的亲信李斌贪赃枉法，被刘伯温依法判处斩首，李善长找刘伯温求情，刘伯温坚持处死了李斌。此后李善长不但上奏诬陷越职专权，还撺掇淮西籍官员告刘伯温，致使刘伯温次年就称病归隐。包括《明史》还记载了李善长“贵富极，意稍骄”“有心计而无远识”，这都说明了李善长自私狭隘。

胡惟庸之事并未给李善长敲响警钟。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因谋反被诛杀，受牵连者很多。而胡惟庸之所以都得到朱元璋的重用，全赖李善长的推荐，但是朱元璋并未牵连李善长。这件事本应给李善长敲醒警钟，但李善长依然我行我素。甚至洪武十八年， 有人告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及其儿子是胡惟庸同党， 朱元璋仍网开一面， 免了李存义父子死罪。这本该向朱元璋叩头谢恩，免其死罪，但是李善长仍然不当一回事。

除此之外，李善长年事已高，无力约束部下，却贪欲不减。

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已经77岁，已经没有精力约束部下的行为，但是此时的他仍然贪欲不减。他想建造府宅，人手不够，居然开口向手握兵权的汤和“借”一百士兵，动用军队可是大忌啊。汤和一经禀报，朱元璋龙颜大怒。同年4月，李善长又不顾国法，为亲戚丁斌公然到各方说情。朱元璋忍无可忍，终于来了个大爆发，将丁斌治罪，而丁斌却供出李存义父子参与了胡惟庸谋反案，几经审讯之后牵连到了李善长。

巧合的是，天象也说主处大臣。

巧合的是，李善长牵扯进胡惟庸谋反一案之时，正好有人说要“观星宿有变， 主处大臣”，更是加速了李善长的死亡。最终朱元璋以李善长在胡惟庸谋反案中“首鼠两端，知而不报，大逆不道”判处死刑。而李善长曾经获得的免死丹书铁券，成了一张废纸，77 岁高龄的李善长这才知道一死都不能免， 于是在家中自缢身亡。全家七十余口人， 除驸马李祺和他的两个子女沾了公主之恩未受波及外， 其余全部处死。

而在家天下的皇权思想影响下，本就草根出身的朱元璋，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皇权之上。特别是王莽代汉，隋文帝取代北周，宋朝赵匡胤取代后周等，这些功臣，权臣取代皇权的前车之鉴，更是加大了朱元璋对功臣集团的猜忌，更不允许有人功高震主。更何况还是不知收敛，反其道而行之的李善长，他的下场早在大明建国之初就埋下了伏笔。

所以，77岁高龄的李善长，虽然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位高权重。但是他在功成名就之时非但不功成身退，保全自身，还反其道而行之拉帮结派，更是自私狭隘，罔顾国法。深处宫廷政治漩涡，却没有清醒的头脑，在胡惟庸事发时低调做事，警钟长鸣，接连触犯朱元璋的大忌，最终没有落得善终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