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人民，包括农村农民。人民拥护政府拥护执政党，是因为政府服务于民，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和规则，由政府制定。但这种制定规则的规则，并不是随心所欲，想怎么制定就怎么制定的。它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和经验。这些规律和经验的来源，就是千百年来国家发展的历史。

研究历史的意义正是如此，让后人知道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农业，工业，商业的划分，让一部分人在特定区域内完成自己的工作。这就形成了农村与城市两个基本的居住范围。

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农业提供的粮食资源，是让人活着，活着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例如工业能让人类社会更加先进和文明，所以农业提供的生存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更多人，以便让更多人做更有意义的工作。

在这里我们得清楚，生存材料是粮食这个物，而不是农民这个人。农民为了提供生存材料，参加的仍然是一种社会劳动，而非自我劳动。

假如农民种植粮食只仅仅是为了自己吃，从来不卖不交换其他生活用品，这就是自我劳动。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所有人吃的所有粮食，尽管自己不生产，照样能吃得到，说明粮食进行了流通，说明农民进行的也是社会劳动。

现在的问题是，理论上所有社会性劳动，都应该平等地参与社会劳动总资源的分配中。按照这个逻辑，只要一个人参加了社会性劳动，他就不会太贫穷，至少不会出现贫富差距太大的现象。

但很可惜，这是理论。实际上出现的贫富悬殊问题，不是劳动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劳动成果的分配机制出了问题。

很明显，这是一种政策上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短暂的人为因素。因为这种人为因素下的政策，毕竟不是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操作的，所以不能时间太久，太久了必定翻船。

尤其是在劳动成果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需要临时性的优先照顾某个群体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仍然是一个很高能的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

临时性偏心一个群体的同时，必须安抚好另一个群体的情绪。城市与农村的待遇差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那么既然优先照顾城市群体，城市群体所承载的工业劳动，就必须给予社会同等的回报。

只有一个馒头全给了老大，让老二饿着。老大就必须快速地弥补这样偏差，尽快回馈老二才对。否则，当农民无力再提供生存材料的时候，大家都得玩完。

这不仅是生死存亡，还表现在心理及情绪上。换句话说，大家都在劳动，劳动价值都一样同等重要，都懂得应该平等地分配劳动资源。现在优先让一部分给他人，为的是让他优先得到照顾优先发展，好用发展成果回馈大家。

如果这个愿望不能实现，优先礼让了，对方反而拿一套说辞说是应该多拿的。这不仅伤害了礼让这一方，就连后期的发展成果，也就失去了必须要回馈的理由。

这就玩不下去了，不过还有一道安全阀，那就是执政党的政府。对方可以不认，但政府不可能不认。一碗水端平是政府治理的基本功，否则怎么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

所以，在政策导向上，前期优先了谁，后期必然要收回来再去优先另一个。这个过程只是时间问题，不可能永远不变。

因此，农业，农民，乡村振兴这些事情，就是一个时间表而已。现在，时间到了，乡村振兴来了，政策偏向也来了。城市回馈乡村，工业回馈农业的时候也到了。农民的养老，作为一项基本的起码的问题，必定会在这场迟到的复兴当中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