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陈晨

随着2021年颁奖季的到来，世界各地的优秀影片涌入观众的视野。北京姑娘赵婷的《无依之地》无疑是其中最受瞩目的一部。影片在斩获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后，又相继获得英国独立电影奖、哥谭独立电影奖、“奥斯卡风向标”芝加哥影评人协会奖等多个大奖的垂青。

很多人开始期待，在今年4月举行的奥斯卡颁奖礼上，赵婷或许会成为继李安之后再次拿到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的华人导演。届时“宋丹丹继女”的名号，将成为八卦小报的历史。

《无依之地》改编自同名非虚构作品，讲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一无所有的人们成为在房车上生活的“游牧族”的故事。他们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是美国梦破碎的一群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弃儿。

赵婷用充满人文关怀的镜头视角，拍摄了一部另类的当代美国西部片。片中描绘的流离失所的美国人，让本作看起来像是21世纪的《愤怒的葡萄》。

在特殊的年份之下，主人公那句“我不是无家可归，是无‘房’可归”，或许会让观众别有一番感受。

一个另类西部拓荒史

《无依之地》故事发生的背景，是美国2008年的大衰退。

由“科恩嫂”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饰演的主人公弗恩，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师。她与丈夫生活在位于内达华州西北部的小镇“恩派尔”——一个20世纪20年代初以石膏板产业为中心建立的小镇。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导致石膏板需求量萎缩，小镇迅速变成了一座鬼城。

弗恩发现自己失去了工作，没有养老金，甚至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丈夫离世后，弗恩决意离开小镇，驾驶房车南下，开启了一段现代游牧生活。路上弗恩结识了许多境遇相似的游牧者。她一边学习生存技巧，一边打零工维持生计，在远离人群的荒野中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

《无依之地》中的游牧生活并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并不是《在路上》式的对中产生活的浪漫叛逃，它的诗意建立在残酷的现实之上。

影片改编自美国社会记者杰西卡·布鲁德2017年发行的非虚构作品《无依之地：在21世纪的美国生存》。作者花了三年时间，从墨西哥到加拿大边境行驶了15000多英里，跟踪记录了那些被迫“生活在路上”的当代美国人。

弗恩在大衰退中失去了一切，从“中产”沦为“无产”。她所经历的工厂关门，房价大跌，晚年生活无所着落的窘境，正是金融危机后千万美国老人的真实写照。

金融危机让他们一夜间失去了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成千上万的人开着房车上路，形成了一个日益壮大、被称为“工作族”（workamper）的游牧群体。他们像几百年前开拓西部的祖先一样，用最低配的物资，在恶劣的环境中为自己的晚年生活挣生计。

无论是赵婷的电影还是杰西卡·布鲁德的作品，都是在为这些资本社会的弃儿呐喊。

没钱退休的老年人

《无依之地》的创作冲动源于一篇新闻报道。报道中，一位住在房车里的女性表示自己没钱退休，只能在仓库里工作。

在此之前，原作者杰西卡·布劳德和大多数人一样，看到房车时总会天真地认为它的主人正拿着退休金准备去国家公园。这是一种奢侈的退休生活。

现实情况则是，在大衰退的背景下，退休成为了一种奢侈。

美国人口普查局此前的报告显示，“大衰退”让过去的十年成为半世纪来美国家庭最艰难的时期，大约4360万美国人生活在官方设定的贫困线以下。

这些现代游牧者年龄在五六十岁左右，他们或是看着自己的退休储蓄在股市崩盘中消失，或者无法赎回抵押出去的房屋，或者与失业和年龄歧视作斗争，还有一些人眼睁睁地看着企业倒闭。

房子急剧贬值，住房成本却不断上升。社会保障不足以帮助他们支付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还有各种债务的枷锁：医疗账单、被刷爆的信用卡，甚至是学生贷款。

于是，一些人选择生活在二手房车里，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寻求一份零工来维持生计。零工的内容很广，从帮忙收割甜菜，到在游乐园中做汉堡。他们白天忙着从货架上拉下商品，晚上回到寒冷的营地，洗个热水澡都是一个奢望。

影片中弗恩说到：“我不是无家可归，是无‘房’可归。”

这句话明白无误地指出这种现代游牧生活的被迫性——他们是大衰退中未被看到的受害者，是婴儿潮一代中美国梦的失败者。

来自科技巨头的“科学剥削”

据统计，目前美国游牧族人多达上千万。而随着大科技公司的加入，游牧现象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

片中弗恩曾经参与亚马逊组织的“CamperForce”。在众多季节性零工中，这是相当抢手的一个类别。现实中，近年来申请该项目的人数爆炸式增长，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游牧者。

在2000年时，亚马逊遇到了一个问题。每年圣诞节前的订单高峰期，公司不得不拼命寻找临时工。而在美国的一些地区劳动力非常难找，以至于不得不从三五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地方用大巴运送工人。

而在2008年住房市场崩溃后的几个月，问题似乎找到了解决办法。亚马逊注意到了“游牧族”的存在，开始大量雇佣这些住在房车的老年人，从事货物装卸、包装和订单工作。

尽管这些工作似乎适合年轻人，但招聘信息都会强调老年人从事这项工作的优势。对于招聘者来说，游牧者是梦寐以求的劳动力：他们按需出现，并在圣诞节后散去；他们在福利和劳动保护方面要求不高；他们勤奋负责任，出勤率非常好。

许多加入者年近六七旬，已到了传统的退休年龄。生活的重压之下，他们很高兴能有一份工作，即使每天要在仓库的水泥地上行走15英里。

这显然是一个商业行为，“双赢”在这里显得不切实际。游牧族仍会被剥削。他们有时无法得到所有的劳动报酬，不允许开具发票，或者不得不和机器人一起工作——并且还有被机器人取代的潜在威胁。

面对大科技公司的剥削，杰西卡·布劳德的态度比较悲观：“游牧族需要一个声音。但同时，他们又不可能组织起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因为他们很脆弱，总是在移动。”

尽管游牧族背后有着显而易见的社会因素，影片却并未打算拍成一篇探讨社会问题的影像论文，更多时候在零散而冷静地拼凑出游牧族的生活状态。

在无常的人生中，在艰难的世事下，拼尽全力挣到明天的面包似乎才是如今美国的真实写照。

影片结尾，弗恩几次拒绝了回归主流生活的机会。荒野中，她念了一段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诗中写到：

只要有人类生存，或人有眼睛，我的事就会流传并赋予你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