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是干嘛的？指的就是街道办工作的、管网格的，就是很多人嘴里统称的“居委会大爷大妈”，在最近几年的社区治理发展中，也出现了很多比如什么社区工作者、网格员之类的新词汇，用来概括这些基层工作者、基层干部之类的。

他们这些人的工作包括且不限于记录和了解社区里边各个家庭的状况、调解家庭矛盾、扶助困难家庭或困难户、保证社区卫生、组织社区公共活动，并且根据社区建设状况也可以有自己随手做点事的空间，按自己的想法爱管啥管啥，反正自己离咱基层社区这么近。

而今天咱们在这里要说的话题，就是围绕着这些社区工作单位里的那些人，尤其是从年龄段、出生年代差异的这些个层面，来谈谈现在社区工作的现状为何出现了一种困境。

从一个微观和理解的视角，去走进这些社区工作人员的具体心态面貌，来解析当下基层治理内部所面临的问题。

现在的基层干部，大致可分为三代，他们的纠结心态，也是能够被解读和理解的。60后没动力，70后又瓶颈，8090后留不住。

1.60后为何没动力？

对于60后来说，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年龄。“5、60岁半身入土的年纪了，别人能指望我干什么呢？”在笔者的基层治理参与的期间，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这一代的基层干部中存在的消极心态。

加上他们的年龄相对于层级的状况，意味着这一代干部的治理活动既不会深入到群众，和群众产生直接交流，而且向上也极难以和上级官员攀扯上关系，去谋得更多的权力。

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位置，就等于架空了这些60后干部的存在，极容易让这一代的基层干部产生一种落寞情绪，从而也就对自己要治理的东西、要管的那些其他干部和社区群众非常难产生融入感。

这种极低的融入感也进一步妨碍了60后的治理社区的价值，他喊的话别人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只当他是老糊涂了”；

换句话说，这种状态下的60后干部仅仅是意识到自己也生活在这些社区群众里，却产生不了自己“能为这些人来人往的他们社区居民做什么”的责任感和行动力。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60后基层干部，那就是顽固不化的腐朽者，他们居于这种权力之上，却因为对那些现代的、已经和他们年轻的时候大变样的社区生活缺乏一定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学习能力，不愿更新自己的大脑。

这一部分60后干部充满了背手叉腰、看着像是“垂拱而治天下”、拿着鸡毛当令箭的腐朽官僚气息，他们顽固不化的老官僚意识让他们难以融入现代治理发展当中，自身也不愿意去改变、社会也没有给他们改变的空间——毕竟“5、60岁的老糊涂蛋了”。

这些老干部甚至会给基层治理的去八中信息反馈带来困难，甚至成为阻碍多方参与合作社区治理的存在于内部的负面影响因素。

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60后们面临的家庭问题。在目前社会中，主流的60后，包括这个年龄段的干部往往已经有成年成婚儿女和三代孙，同时面临着隔代养孙的压力，以及处理新的家庭矛盾的烦恼。

尤其是当自己的儿女逐渐成为家里的支柱和主要决策者、他们成为被赡养方时，这样一个家庭内角色转换的关键期，配合上“适时而来”的更年期，实际上加重了这样一种60后的家庭压力，60后所面临的重新社会化和角色化困境。

实际上远不同于很多年轻人想象的那样轻松随意，“来去之间便烟消云散了”。

2.70后为何有瓶颈？

对于70后来说，最大的瓶颈莫过于“改变”和“方向”。

70后的干部的年纪，不上不下、不大不小，一个非常“令人感到‘中肯’”的时段，无论是从他们的历练程度还是精力，都是属于基层干部里的中坚力量和主干队伍。

他们往往是整个基层治理组织里最勤劳卖力的一批人，将自己职业化，整个人的面貌都带着“为社区负责”的光彩。

创建卫生文明城市，是他们在楼道里跑上跑下地清空楼道杂物旧物、打扫楼道灰尘垃圾、铲除城市“牛皮癣”小广告；消防安全倡导，是他们在楼栋里、街道上安装和更换消防设施；

到了各种主题活动月，是他们忙忙碌碌地联系居民得空参加、张贴宣传告示、组织活动队伍和活动物资；

疫情期间，也使他们忙里忙外的为居民输送分配日常生活用品和食物、配合政府和医疗机构做好防疫工作、监查所辖街道网格社区内部是否有可疑感染者；邻里之间的矛盾还多很多问题家庭，也是他们在各方之间奔走调解……

他们非常勤劳肯干，但是他们的问题也在于——他们是治理参与的主力军，而不是变革的主力军。70后这一群体的基层干部，很忠实地把自己的工作视为一份工作，社区治理都是他们在付出主要力量。

但是，与60后类似，他们并不是学习和改变的主要力量，70后基层干部的学历普遍已经跟不上当下时代所要求的社区治理变革，他们对于上级政府所宣传的“治理进步”的理解，也停留在政策文字的直接理解上，而缺乏深刻的解读，更谈不上实践上做出改变。

这些70后卖力干活，但他们的大多数对于“怎样让自己的工作和治理”更有效率其实是缺乏认知和学习的，这也是有关社区治理进步的理论实践难以下沉的阻碍之一。

除此之外，他们也拥有自己的家庭，并且有一部分正是分布在自己所管理的社区里。

而对于这一部分人而言，缺乏治理学习的认知和知识，加上家庭角色和治理者角色的相互冲突，基层治理的资源分配中可以被视为“自由裁量权”的灰色地带在这种角色冲突之下运作起来，逐渐出现了他们自己都难以察觉到的“以公谋私”行为。

也就是说这些人不认为自己这点小恩小惠称得上以公谋私这顶大帽子。

一问起他们来，就是“我们基层这点柴米油盐的，能跟那些大贪官的真贪腐比较吗？”行吧，说的也有道理，毕竟他们的勤恳和“以公谋私”全都来自于他们所习惯运用普通日常逻辑，相比他们真正要遵守的法律规定和职业操守，这些日常逻辑都是含混不清的。

他们本身主观上，其实对这种正式制度与自己的亲密社会关系之间含混不清的地带所出现的分裂，以及他们产生了多大程度上的参与，几乎毫无认知。

3、8090后为何留不住？

相比于那些60、70后，80、90后所受到的教育水平完全是要高一个台阶的，尤其是90后，受到网络信息交汇所赋予他们的那些全新“网络现实”的影响。

他们拥有无限的对于“更好的境况”的想象，拥有年轻的动力，拥有比6070后更强的学习能力和更丰富的理想，以及更多的实现理想的可能性——包括6070后也这么认为。

问题在于基层干部这一公共事业对于他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是“也就那样”，什么叫做“也就那样”？即不符合大多数8090后对自己职业规划的认知。

实际上，基层治理作为一个新兴的公共概念，它以一个公开的姿态正式进入到人们的舆论视野之中，不过寥寥数年，更谈不上所谓的引起重视和深入人心。因此8090后虽然有着很多对于公共议题的丰富看法、善于运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

可是他们对于“亲身参与公共治理”一事毫无概念，并且在到了他们应该为社会付出年轻人的精力和活力的时候，他们反而“我对这个利己的现实充满了绝望和麻木”这种莫名其妙的想法而消沉了下去。

这同样也来自于网络现实对他们视线的阻碍，认为自己身边的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影响不到自己的手机屏幕上展示的“公共事件”，哪怕那些新闻对于他们所关注的新闻主角来说，同样也是“身边小事”，这是一种非常吊诡的隔离感，扭曲了年轻人们的公共认知。

这与8090后出生的年代所新兴的“个人主义”不无关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教育了“反对集体意志”的只注重个人利益和生活兴趣思维，只去关注网络现实里他无法面对面接触的个人。

因为那些网络现实里的新闻主角，有着他想要看到、想要参与热议的“标签”，而对存在于自己身边的真现实，则因为“保持个人独立感”而毫不关心，却没有认知到，自己“保持个人独立感”的行为。

其实也是在感受到了街道上群众的视线、害怕群众的视线、害怕参与群众的对话所产生的“躲进自己舒适区”的行为调整，它们本质上并没有做到关心身边现实，连把垃圾揣在口袋里走几百米找个垃圾桶再扔都做不到，指望他们关心什么真正的道德建设？

而6070后为什么老觉得这些8090后和自己不一样？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在此，8090后更倾向于关注网络上的现实，而6070后则倾向于生活在真正的日常现实里，两者的生活的大背景不同，导致两代人之间出现了极大的代沟。

而为什么有的8090后在长大之后又觉得父母是对的？因为他们回到了真现实。学习了父母一辈在真现实里习得的社会技能和社会知识。这种现象的存在不更说明了，当今社会真现实里的连续性，其实和8090后所处的网络现实半点关系都没有吗

这种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公共管理概念未能渗透是相互作用的，他们对公共事业十分关心又十分冷漠，退缩到只关心个人的进步里，基层干部？扶贫支教？或许只是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用来装点简历的职业跳板而已。

他们对于公共的认知和公共知识的普及存在着极大的裂痕，乃至失去了参与公共治理的市民社会形成的基础。

再加上，8090后在这样一个普遍4-2-1的家庭结构以及社会巨变中，有着巨大的教育压力、车房贷压力、养老压力、职业就业压力，这些压力和网络现实所赋予他们的悲观的迷茫，都让这些8090后深陷向上和内卷的不安之中。

社会对于基层工作缺乏认知、对基层工作的低端歧视和年龄歧视、基层工作工资的微薄程度，都给不了这些8090后一个安稳，所以他们往外跑的倾向几乎是必然，而6070后干部，也会因为“他们是年轻人，可以往上爬的”这种观念很少会想要留住他们。

于是，基层治理的进步状况，其实正深陷于60后没动力、70后有瓶颈、8090后留不住的困境里，没有前进动力和新鲜血液，社区治理的改革进步其实相当缓慢，并且长期停留在对治理架构进行不停的精细化、人性化层面，而很难真正深入基层生活当中。

4.怎样处理困境？

两方夹击。两方夹击中的“两方”是一个有关代际的表述，一方是当下的本科大学生，另一方是那些正有活力、学业压力较小的小学生。

之所以产生对本科大学生的选择，尤其是对于社会工作、社会学、公共管理学领域的相关专业学生，是因为他们往往对“公共”这一概念意味着什么，有着丰富的认识。而另一方的小学生，有着丰富的学习和认知热情，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发动阶段。

我们可以在这双方之间产生跨年龄的对接，让这些还保留着社会和公共热情的大学生去对接这些拥有学习活力的小学生，让公共意识的培养从他们做起，并且在双方两侧各设置一定的激励机制，从而调和双方的热情，让公共意识的培养从小学做起。

一代又一代地改善社会对于“公共”这一议题的基本认知，让小微公共意识的培养成为一个长期的教育事业。

更多的，我们还可以邀请到专业相关的大学讲师、研究员来到这些小学生中间做讲授方，用渊博的知识、高等的角色、大学教授进小学的情景感染力去感染这些孩子，尤其可以加入“由基层社区参与组织这些活动”。

通过多方合作共同参与，达成对各方参与者的公共意识的培养和联动，逐步地、逐代地去提升和调动社会公共事业参与的积极性，以及对身边现实感的关注。

从而去让高等理论知识去对接到真正的基层实践当中，而不是两相对望最终坐井观天，各自陷入大学理论和现实实践相互脱离的困境当中。

从心态学上讲，60后、70后、8090后在社会基层治理的方面，都有各个代际的所面临的不一样的困境，而对于这些困境的解决，关键的入手点并不在于其中哪一方所要付出多大努力、怎样的努力，而在于我们所在的社会要做出的整体上的进步和调整。

这需要有机的多方协调、共同进步，共同意识到自己的所在对于他人的所在，乃至植下对社会所在的意识和总体逻辑，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包括更多的方面，才会有很不一样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