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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云网评特约评论员 谢军

近年来，我国养老产业逐步发展，一些新型养老模式，“抱团”养老、“旅行”养老、“旅居”养老、“兴趣”养老等开始进入公众视野。这些新型养老模式的出现，不失为解决当前日益严峻养老问题的新的有益尝试。然而，由于尚未规范性、规模化，这些新型养老模式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一直以来，养老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在银发时代，养老已成为重要社会问题。高龄老人、空巢老人越来越普遍。面对养老单子越来越重，传统养老模式因为各种弊端而难以撑起行业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新型养老模式也就应运而生，包括“抱团”养老、“同居”养老、“互助式”养老、“搭伴”养老等在内的新型养老模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实践来看，新型养老模式不仅能够解决养老供需双方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也能满足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

而新型养老模式也有着“成长的烦恼”。由新型养老模式衍生了财产权、隐私权和婚姻家庭等纠纷，而多数新型模式主要聚焦于生活照料上，往往弱化了老年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保障，由此引发了不少法律问题。各种诈骗套路防不胜防，年轻人都难免入坑，遑论老年人了；而一些新型模式看似为老年人好，实则却对老年人磨刀霍霍，准备收割老年人的韭菜。正如坊间广泛流传着共识，老年人的钱“好骗不好赚”现象普遍、突出。如果单凭行业自律，没有监管的铁腕整治，新型养老模式探索，结果只能是“开高走低”。众多新型养老模式探索，起点可能是轰轰烈烈的进场，半途“折戟沉沙”也将是常态，遑论“诗与远方”了。正因为如此，需要以立法形式廓定新型养老中的各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养老风险在各主体之间的分担规则和应对机制。

历经多年发展与积淀后，我国老龄化法治体系已初步形成。如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核心，国务院及其部委、地方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及其他一系列规范性文件。而部门和地方立法频繁出台，以及相关领域的政策性文件接连颁布，由分散性立法所衍生的稀释效应，影响了老年人保护立法的体系化和科学性。

推动新型养老模式从规划进入实践，关键在于以立法形式完善顶层设计，规范新型养老模式健康发展。想要新型养老模式“满园春色”，就要构建激励机制，激发行业探索创新活力，如给予财政、税费、土地与融资等优惠。而想要新型养老模式探索“行稳致远”，规范化、专业化并可监督在行业发展中不可或缺。还有，护航新型养老模式从制度向实践转变，也要不断完善服务质量监管机制，通过立法完善与技术迭代“同频共振”，提高监管效率，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

时代日新月异，行业创新发展。新型养老模式，已成了破解社会养老的方程解。而解开这个方程，就要从制度层面为其扎好篱笆，不仅让新模式“看起来很美”也要让其“用起来很好”。如此，老人们也才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