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窗外西伯利亚皑皑白雪，贺子珍思绪翻滚。9年了，多少诉说也道不尽9年的辛酸，多少泪水也流不尽9年的思念，多少悔恨也没有办法再回到熟悉的地方，再回到斯人的身边。

但贺子珍也是兴奋的，她就要回到祖国了。是啊，还是祖国好，那里还有关心她、爱护她的战友和同志，还有自己的亲人，还有她为之奋斗的的革命事业。

1946年夏天，王稼祥在夫人朱仲丽陪同下来莫斯科治病。到莫斯科后，王稼祥夫妇便开始寻找贺子珍。

在中央苏区时，王稼祥就同贺子珍非常熟悉。王稼祥知道贺子珍是一个豪爽的人。特别是在长征途中，贺子珍为了掩护受伤的战友，奋不顾身扑在那位同志的身上，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敌人的炮弹。这让王稼祥非常敬重贺子珍，也非常同情贺子珍的遭遇。

王稼祥要一个名叫尼古耐夫的苏联联络员帮她打听贺子珍的下落。没有想到，打听到的消息让王稼祥和朱仲丽非常震惊。

尼古耐夫说：‘’贺子珍正在精神病院，神经不好，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她的女儿在国际儿童院上学。‘’

在王稼祥的坚持下，苏联同意把贺子珍和女儿娇娇送到莫斯科和王稼祥夫妇见面。

贺子珍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她的战友和同志没有忘记她。

那天，贺子珍被一个护士领进一间更衣室，护士让她换上衣服。原来这是自己进来时穿的衣服，旁边有一个小木箱，箱子里还有她从延安带来的红毛毯和一把延安造的小刀。

贺子珍眼睛一亮，脸上露出一丝喜悦，但鼻子却有点发酸。

她想起了当年自己执意要离开延安去莫斯科时，毛主席多次挽留劝说自己不要走，而自己什么也听不进，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那时，贺子珍到了西安，毛主席托人带来口信，让她回延安。

毛主席说：‘’延安的医疗条件会好起来的，你的病可以在延安治。‘’

毛主席还托人捎来了一个小木箱。

而眼前的这个小木箱，不就正是当年毛主席从延安捎来的吗？这个小木箱是毛主席特意让警卫员为贺子珍做的。

这把小刀据说是捎东西的同志快要出发时，毛主席想起贺子珍平时切水果常用的那把小刀，找来亲自把它放进小木箱里的。

这床红毛毯是在中央苏区时她和毛主席共同盖过的，此后历经长征，尽管这床毛毯在长征途中烧了一个洞，他们都一直带在身边，用着这床红毛毯。离开延安时，贺子珍把它带到了苏联。

当年，贺子珍在西安收到毛主席捎来的这个小木箱时，想到自己出来时带走了这床红毛毯，毛主席盖的被子更薄了，她担心毛主席晚上睡觉时会冷，便在西安买了一床新棉被托人捎回了延安。

贺子珍睹物思人，想起了自己和毛主席共同生活的日子。贺子珍陪伴毛主席度过了其生命中最为艰难的的十年。

这时，护士对她说：‘’有人要接你到莫斯科，穿好衣服就走吧。‘’

贺子珍终于离开了呆了两年多的疯人院。

贺子珍在一位苏联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一家旅馆。在这里，她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女儿娇娇。

贺子珍当年离开延安时，她把娇娇安置在保安的儿童保育院，娇娇那时还不满周岁。

1941年，娇娇经毛主席同意随同一批中央领导人的子女一起到了苏联。娇娇的到来，给贺子珍孤寂的生活注入了生气，也给贺子珍带来了快乐。

但好景不长，苏德战争爆发后，随即莫斯科沦陷。贺子珍和娇娇被迁到了伊万诺夫市，同她们一起来的还有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俩。

伊万诺夫市距莫斯科300公里远，这里气温常在零下四五十度，常年冰雪不化。贺子珍面对的不仅仅是严寒，更为严重的是要忍受饥饿。

为了支援前线，苏联政府停发了每个月60卢布的津贴，生活用品的补给也停止配发。贺子珍一天只配给300克又粗又硬的黑面包，没有其它任何副食，也没有油。不要说吃两顿，就是一顿也吃不饱。

贺子珍后来回忆那段时光说：‘’有一次，她实在太饿了，从商店拿着一天的口粮，跑出商店三两口就吃掉了。‘’

娇娇和她的哥哥岸英、岸青的情况比贺子珍倒要好一点，苏联对儿童格外照顾。他们每人每天有500克白面包，还有一点土豆。

就这些少得可怜的食品都要靠贺子珍干活挣钱去买。按照当时苏联政府制定的政策，妇女打毛衣织袜子，每个月要打一件毛衣，每周织三双袜子。这些活对贺子珍来说并不是难事，但定额较高，贺子珍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干到深更半夜，娇娇半夜醒来时都瞧见妈妈还躲在被窝里打毛衣。

岸英和岸青兄弟俩是个大小伙子了，这点口粮只能塞牙缝了，根本不够吃。所以，兄弟俩经常到贺子珍这里来找吃的，贺子珍看到两个饿得脸色青黄的孩子，心里难受，就从自己本已少得可怜的口粮中抠出一部分给他们吃。

毛岸英始终没有忘记贺子珍在苏联时对自己和弟弟岸青的照顾，新中国成立初期，毛岸英曾特地给贺子珍写了一封信，感谢贺妈妈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对他们兄弟俩无微不至的照顾。

娇娇长期生活在国际儿童院。有一天，贺子珍听说娇娇生病了，可能是感冒。贺子珍的小儿子也是因为感冒转为肺炎而死的。因此，一听说娇娇感冒了，贺子珍再也忍不住了，半夜里跑到国际儿童院，把正在熟睡的娇娇连被子一起抱走，被正在值班的保育员发现，拦住了贺子珍，不让贺子珍带娇娇走。

后来，娇娇的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医生说可能已转为肺炎并发了脑炎。到后来，娇娇不能进食牙关紧咬，还连带抽风。不管采取什么方法治疗都已无济于事，病情始终不见好转。

贺子珍总觉得是自己害了女儿，如果不是那天自己半夜里把女儿抱出来让她着凉了，娇娇的病情说不定不会加重。

娇娇住院后，医院有规定危重病人不能探视。贺子珍总是想办法躲过医护人员，潜到医院隔着玻璃窗看看娇娇。看到娇娇昏迷不醒，贺子珍心都碎了。

谁料有一天，医生通知贺子珍，娇娇无法救治，已经被推到太平间的副室。所谓副室，就是不能救治的危重病人临时安置在这里，只等一断气就推到太平间去。

贺子珍听到这一消息，如五雷轰顶、肝肠寸断，手脚都凉了。她无法相信，自己的女儿将要离开人世。

她不顾一切扑倒在医生脚下，拉着医生的手苦苦哀求，请医生一定要想办法救娇娇一命，医生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

贺子珍知道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她看着已经奄奄一息的娇娇，擦干了眼泪，对医生说：‘’你不能把她送到太平间去，她还没有死，我要救活她，我马上回来。‘’

贺子珍回到家里，变卖了所有值钱的衣物，买回来一小包白糖和一瓶牛奶。

贺子珍飞快地跑到医院，来到太平间的副室。她把白糖倒进牛奶里，搅匀了几下，然后喂娇娇喝。娇娇昏迷不醒，牙关紧闭，一滴牛奶都喂不进去，贺子珍小心翼翼地扳开娇娇的嘴，一滴一滴地将牛奶送进娇娇的嘴里。

贺子珍在娇娇身上倾注了一个母亲全部的爱。为了让娇娇喝上牛奶，贺子珍想了很多办法，可牛奶再也没有办法弄到。

贺子珍于是把自己种的土豆拿出来去附近一个老太太那里换取羊奶。就这样，贺子珍每天都要拿一些土豆去那里换一瓶羊奶。

贺子珍就是靠每日一瓶的羊奶救活了自己女儿的命。

贺子珍终于在旅馆里见到了自己的女儿娇娇。娇娇见到自己的妈妈，眼泪刷刷的流个不停，一头扑向妈妈的怀里。贺子珍激动地说：‘’娇娇，我的好孩子，妈妈多想你呀，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

第二天，贺子珍和娇娇在苏联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莫斯科。

王稼祥和朱仲丽很快来看望贺子珍。见到了国内来的同志，特别是自己的老熟人，贺子珍激动不已，这是她多少个日夜期盼的呀，多少辛酸、多少委屈却又不知如何诉说。

据朱仲丽回忆：‘’从皮肤颜色上看，她饱经风霜，从圆圆的眼睛看出，她忧郁不安。‘’

‘’她看上去神志清醒，颜面有表情，眼神略迟钝，反应稍微缓慢。‘’

‘’她的口齿和脑筋，在三个钟头内转为灵活。‘’

尼古耐夫在旁见此情景说：‘’我如实反映上级。你们可以提出应有要求，愿意到哪里去玩吗？我想你永远不会再入精神病院了。‘’

朱仲丽是一名医生，她知道，贺子珍完全没有精神分裂症状，贺子珍是一个正常人。

苏联方面通过几天对贺子珍的观察，同意王稼祥和朱仲丽夫妇的结论：贺子珍神志正常，她不用再回精神病院了。

王稼祥征询贺子珍：‘’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贺子珍没有一丝的犹豫：‘’回祖国去。‘’

王稼祥说：‘’很好，一起经组织程序来办。‘’

王稼祥给毛主席发了一封电报，详细汇报了贺子珍的情况及贺子珍的想法，并附言：请毛主席批示。

很快，毛主席回电：完全同意。

贺子珍终于踏上了回国之路。

回到国内后，贺子珍到处打听哥哥贺敏学和妹妹贺怡的下落。哥哥贺敏学正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师师长，自己不能前来看望贺子珍，便派自己的妻子李立英带着女儿贺小平前来看望贺子珍。

贺子珍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亲人，心情非常激动。虽然没有见到自己的哥哥，但见到了嫂子也如同见到了哥哥。贺子珍有很多话要向自己的亲人倾诉，她们是经常谈到深夜甚至黎明。

贺子珍从李立英那里得知，1937年底父亲因病去世，项英帮他们操办了后事。后来，组织上把母亲送到了武汉办事处，不久，又将母亲送到了延安。

贺子珍母亲到延安时，她已经离开延安去了莫斯科，毛主席此时已经和江青生活在了一起。

贺子珍母亲在延安时，毛主席仍然把老人家当作自己的亲人，非常细心地照顾她的生活。贺子珍母亲去世后，毛主席为她办理了后事，还在贺子珍母亲坟前立了块碑。

贺子珍听到是毛主席替他们兄妹尽孝，为母亲养老送终，眼泪刷刷地流个不停，她感激毛主席是个重感情的人，她觉得自己太任性了，太不懂事了。当年多次拒绝毛主席的劝说挽留，才酿成今日之苦果。她觉得是自己错了，是自己对不起毛主席。

贺子珍当着李立英的面打开从苏联带回来的小箱子，从里面取出一件红色的毛毯，她流着泪抚摸着毛毯说:

''这床毛毯是我和毛主席的纪念物，它陪伴我们一起生活了好多年，这上面有一个大洞，是主席在长征路上烤火时烧的，到了陕北，我请老乡用土羊毛织补好了。我同主席怄气走时，只把这条毛毯带走了，我也是忘不了过去的深情呀！‘’

贺子珍说完这些话，难以自制，嚎啕大哭。

1946年，贺怡到东北疗养，这对分别十几年的姐妹终于相见了。这次姐妹俩重缝，都十分激动，两人相拥而泣，久久地拥抱在一起，泪水洒满了衣襟，真是悲喜交集又百感交集。

贺怡也同贺子珍谈到母亲在延安受到毛主席照顾的详细情况。

贺怡告诉贺子珍，1947年3月，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并把母亲的坟挖了。1948年4月22日，我军收复延安后，毛主席自己拿出十块银元，请延安的乡亲重新将母亲掩埋了，并重新立了一块碑。

贺子珍听到这些，再次忍不住失声痛哭。

这哭声里包含了多少辛酸、多少委屈、多少愧疚，多少感激啊。

几天后，贺子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和女儿娇娇的信装在一个信封里寄给毛主席的。

贺子珍在信里说：‘’......我在苏德战争期间，生活很苦，什么都要自己做，劈柴、烧饭、洗衣服、带孩子、种地、织袜子，什么都干，比长征还要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我很感谢您对我的妹妹和母亲的照顾，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我将终身铭记在心。‘’

在此后的岁月里，贺子珍见过毛主席两次。一次是在庐山，贺子珍面对着主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

一次是在毛主席纪念堂，看着躺在水晶棺里的主席，贺子珍却强忍着泪水，不让自己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