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智利的社会保障制度1973年运转失灵，靠养老金生活的人领到的钱不够糊口。受通货膨胀影响，大多数退休工人要么找活干，要么受穷。即使如此，社会保障金在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1973年为20%，1980年上升到了50%。劳工部部长何塞皮涅拉根据新自由主义模式计划实行社会保障私有化。按照他提出的计划，工人每月向称之为“养老金基金管理公司”的私人公司交一定份额的养老金，公司将其用于投资。工人退休时，公司根据其积存的养老金额度向工人支付养老金。
社会保障
在这一新制度下，雇主不用交一分钱，而工人则至少要交纳其工资所得的10%。工人可以将其账户从这家公司转到其他公司，但不能参与公司的投资决策。公司收取年度管理费，评论家们认为收费太高。政府鼓励工人转入这一私有化制度，不愿转入新制度的工人可以继续留在原先的公共社会保障体系内。
这一私有化社会保障制度最引人关注的一点是没给工人带来任何好处，倒是公司老板可以将大笔资金用来投资谋利。智利历史上还从未有如此多的资金进入过私人资本市场。这些资金改善了智利的股市，成就了国内一些大型企业集团的组建。遗憾的是，资金管理人未能小心谨慎地进行投资活动。1982年经济危机侵袭全国，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纷纷破产，政府不得不将其接管，后来政府又将其拍卖，并制订了严格的管理规则，同时向外资开放。不久外国公司就控制了半数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养老基金管理业出现了高度集中的现象，到20世纪90年代两家公司控制了全国养老基金的60%以上。智利的这一社会保障私有化模式虽然受到全世界的高度赞赏，但主要受益者是股市、而不是工人。再者，一旦发生经济大衰退，这一模式就运转失灵。还有，这一模式尚需证明其能够给大批量的退休工人支付退休金、能够一直保有支付能力。
医疗保健
智利在军政府上台前就以一种双轨制实施了全民医疗保健计划。双轨制，即公费制与以雇工养老金为依托的有偿服务制。例如：享受公费医疗的孕妇要等很长时间才能看一次护士或医生，分娩时除非出现并发症，由助产士看护。产科病房会有八张或十张床，但接生和住院是免费的。而享受有偿服务的孕妇则每月看她的医生，分娩时由她的医生看护。产科病房只有两张床。然而养老金管理机构只支付总花费的一部分，其余得由产妇支付。
这一制度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不平等问题，一是费用问题。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军政权的经济班子实施了医疗保健改革。为了使公费制满足地方上的需求，经济班子将地方上的诊所交由市政当局管理，中央政府提供经费，让工人通过政府管理的国家公共医疗保健基金会自选医生。有近1/4的智利人选择了这一制度。政府还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创建了一种称之为“医疗预防学会”的新型私营医疗体制。雇主按月向私人公司交纳一定额度的经费，公司投资股市。雇员就诊时，学会支付部分费用，其余由就医者支付。智利私人公司占据着这一新型医疗保健业的主导地位，两家美国公司——埃特纳公司和西格纳公司——到20世纪90年代末占有1/4的市场份额。
这些医疗保健改革措施向许多人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障，但大多数人享用的公费制尚需完善。全国性的规划使所有智利妇女的产前保健、产后保健和婴儿保健得到了改善，从而使婴儿死亡率从1970年的82%。下降到了1990年的15%。，亦即下降了5倍。成人预期寿命也有了延长，但延长的幅度不那么大，只是从1970年的65岁延长到了1990年的71岁。然而总的说来，中产阶级从国家公共医疗保健基金会和保健预防学会这两种体制中受益最多。那些负担得起的人可以享受到欧美人那样的医疗条件。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护士和进口的药品、技术使智利中产阶级的人们享受到了世界一流的医疗保健。
妇女与政治
妇女在促进20世纪70年代智利的政治变革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促使她们行动的是全国性问题而不是男女平等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有来自不同政党的杰出妇女领袖担任议员和部长。1949年妇女第一次获得选举权，女性选民从此越来越对选举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到1964年总统选举时，一半选民是妇女。她们比较倾向于中间派和右派政党的候选人，1970年总统选举也是这样。亚历山德里和托米奇所获选票半数以上源自女性选民，而阿连德所获选票中只有41%源自女性选民。三年后的议会选举中这一倾向更加明显，人民团结阵线获得不到40%的女性选民的票，而反对党则赢得了差不多60%的女性选民的票。
弗雷政府实施“民众动员”计划，争取妇女，特别是工人阶级妇女的支持。弗雷政府开办“母亲中心”，对妇女进行教育，帮她们销售自制工艺品。20世纪60年代，基督教民主党和其他各党派均未提出有关社会和性别这样的重大问题。各政党均相当注重妇女的家庭作用。人民团结阵线持有同样的理念，遂竭力通过无偿劳动、报刊宣传和分发食品等方式帮助工人阶级妇女。人民团结阵线也没有否定妇女的传统作用。
诚如20世纪60，70年代发展中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那样，妇女们在政治争论中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阶级、而不是性别。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妇女通常都受过良好教育，雇用女佣操持家务、烧饭做菜、带孩子、以使自己能够离家外出干工作。她们虽然在工作中都遭受着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但并不打算结成多阶级联盟跟性别歧视作斗争，特别是在政治气候威胁到其阶级的生存时更是如此。
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妇女之所以反对人民团结阵线，并不是因为人民团结阵线没有向她们的家庭提供丰富的消费品，而是因为人民团结阵线威胁到了她们的工作和财产。她们也以保守的、通常是天主教的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一些妇女领袖虽然在反对阿连德政权的斗争中赢得了声誉，但她们所关注的仅限于推翻阿连德。
皮诺切特任命了几位保守的妇女进入了他的政府，以对她们在抗议运动中所取得的战果表示嘉奖，但一直没有让她们担任关键性的决策职务，这些职务是要给男性技术专家的。他政府中最有名望的妇女卢西亚希里亚特成了他老婆。她主管全国妇女秘书处以及49个不同的慈善团体。她主管的“母亲中心”最重要，全国有1万多“母亲中心”、20多万成员。其他军人妻子和中产阶级志愿者们帮助工人阶级妇女操持家务、制作工艺品和销售农产品。她们宣扬基督教价值观，反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名义上说“母亲中心”是非政治团体，但各政党从其成立的那天起就为了各自的政治目标对之加以利用了，军政权也不例外。卢西亚希里亚特发动“母亲中心”的妇女们投票支持军政权筹划的重要政治活动。皮诺切特1988年面临公民投票决定去留时，她跟同她一道的志愿者们敦促“母亲中心”的成员参加投票支持他留任。她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妇女们投给皮诺切特的票略多于男性选民的票，他们大多反对他留任。
工人阶级妇女之所以支持皮诺切特，是因为她们不是对阿连德时期的不安全状况感到害怕、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皮诺切特政权的好处。然而还有许多工人阶级妇女的丈夫、子女和亲属被军政权逮捕、受折磨；再者，经济“休克疗法”使家庭成员失业、挨饿。家里干活的人还发现新劳工法实际上减少了工资、使工作没有了保障。
一批新型妇女领袖脱颖而出，她们支持受军政权迫害的人。1974 年被捕、失踪人员家属组织成员，帮着寻找被捕的家庭成员。她们组织引人是目的抗议活动。例如，1979年她们用链条把自己拴在最高法院大楼的栅栏上。这些妇女中的大多数人从未参加过政治活动，但当她们家庭的完整遭到破坏时，她们成了政治活动积极分子。1978年，妇女们举行了第一届全国妇女大会，与会人数近300。对一个妇女团体说来，1982年经济危机前这一不太多的与会人数应该算是个大数目了。
各社会阶级和政治派别的人们突然间失去了工作和财产。这一令人沮丧的形势引起了有女权运动参与的新一轮抗议运动，1983年8月在国家图书馆前举行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抗议活动。1983年，妇女们还发起组织了“妇女争生存运动”，动员了一万名妇女齐聚考波利坎体育场反对军政权的政策。
“否决”运动
1980年公民投票通过的宪法明文规定：1988年之前将不进行任何选举活动；1988年举行公民投票决定皮诺切特是否将再执政八年。1980年，经济在高速发展，反对党又被镇压了下去，很少有人怀疑政府会改变这一时间表。接着发生了1982年的经济危机，这时就连那些最最狂热地支持军政权的人也对其执政能力提出了怀疑。军政权对公民权的漠视已引起了基督教民主党和左派的强烈抗议，而这会儿国家的财政困难又引起了右派的抗议。
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由于担心左派再次上台祸害私有财产，默认了军人统治。然而1982年的经济危机就像人民团结阵线执政时期那样使许多人失去了财产。庄园主们曾在人民团结阵线执政时期保卫自家土地免遭农民占据，而这会儿银行则取消了他们赎取所抵押的土地的权利。他们原本对军政权心怀感激，而这会儿则感到上当受骗了。他们责怪芝加哥信徒们的信贷政策，这一政策使他们在财务方面比智利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脆弱。
支持军政权的人越来越少，反对党遂开始举行抗议活动，很快就赢得了人们的支持。反对党的领袖们决定每个月11日为“抗议日”，举行民众集会抗议军队夺取政权。6月11日的抗议集会声势浩大，媒体据此推断下个月的抗议集会可能会迫使皮诺切特辞职。7月11日的抗议活动规模宏大，使皮诺切特感到要调整一下他的内阁班子了，但他并未被吓倒。8月11日，他动手回击，将全副武装的部队调至许多城市，并下令向不满的游行示威者们开枪。军队在圣地亚哥打死许多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向日后想参加抗议活动的人传递了一则令人惊恐的信息。皮诺切特除采取直接冲突外，还放话吓唬中产阶级分子，让他们不要同左派结盟。这一两手策略产生了短期效果，抗议运动势头减弱，皮诺切特趁机稳定经济。他还力图分化反对党，任命前民族主义党参议员塞尔希奥奥诺弗雷哈尔帕为内政部长。哈尔帕使军政权有了点文官气息，还会使民主联盟的支持者们牢记他曾领导过反人民团结阵线的集会游行。与此同时，卢西亚希里亚特及其他的将军太太们到工人聚居区开展争取支持军政权的活动。
罗纳德里根第二届任期内，华盛顿产生了一种无形的、然而较 为坚定的反皮诺切特情绪。里根在批评了吉米卡特的人权政策、捍 卫了自己对独裁政权的支持后，思想大转变，认为防御共产主义的最佳手段是民主、而不是独裁。他认识到可以很好地利用人权运动和自由公开的选举解决古巴政权和尼加拉瓜的桑地诺主义政权。里根在阿根廷军队攻打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后又再次考虑了支持军政权问题。时至1985年，南美洲只剩下巴拉圭军政权和智利军政权了。对公民意识强的智利人说来，这一状况实在不光彩。而对美国说来，更为重要的是恢复了民主的南美各国政府不是中间派掌权就是保守派掌权。对20世纪60、70年代左派民主的恐惧已然消退。鉴于政治思想上的这一重大变化，皮诺切特成了美国政策的累赘，不再具有价值。因此，里根政府转而支持赞成民主的党派团体。
1985年，经济复苏，但人们已不信军政权能保障私有财产了。使大多数智利人相信民主最能确保其权利的时机成熟了。1985年，天主教会表示支持并领导了民主运动。红衣主教胡安弗朗西斯科弗雷斯诺联合所有非共产主义政党团体签署了“全民争取向民主过渡协议书”。皮诺切特先前曾对教会从事人权活动表示过不满，这会儿又告诫红衣主教要远离政治。1986年9月左派恐怖主义组织“马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试图暗杀皮诺切特，用机枪和火箭打死五名侍卫，皮诺切特本人乘装甲车逃脱。暴力行动差点儿破坏了探求民主的进程。
1987年4月间教皇约翰一保罗二世访问智利，和平又有了希望。他称智利政府为独裁政权，要求恢复社会正义。皮诺切特不想放弃权力，但还是根据1980年宪法规定准备举行1988年的公民投票。他的官员们制定了选民登记程序，确定了对政党进行甄别的标准。他接着竭力使智利人相信：让他再任总统八年，他们肯定能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
为了使基督教民主党能更好地策划反对皮诺切特再任八年总统的运动，该党主席加夫列尔巴尔德斯引退让位给帕特里西奥艾尔文。1988年初，艾尔文通过谈判成立了一个称之为“各党一致否决联盟”的中、左政党联合组织。社会党在温和派领袖里卡多拉戈斯的领导下于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各党一致否决联盟”创造性地利用电视插播广告和社区组织搞活动，形成了一种使皮诺切特的支持者们惊讶不已的宣传势头。美国和欧洲的民主组织也大力资助“否决”运动。1988年11月，民众用选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让“各党一致否决联盟”以54%的选票赢得了胜利，皮诺切特获得42%的选票。
要在以前，皮诺切特可能会篡改选举结果，抑或干脆就拒不遵从这一结果，然而这会儿西半球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政府了。就是皮诺切特也难以抗阻这一民主大潮。而美国的政策也对军政权极为不利。尽管如此，要让一个军事领袖主动终结自己的政权是罕见的，特别是像智利那样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大发展的形势下那么做就更不寻常了。皮诺切特可能是过于自负了，总认为反对人民团结阵线的智利会始终在投票时对他表达感激之情。他如果真是这么想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会儿他必须进行1973年以来的首次公开选举。
各政党选出候选人，开始投入竞选运动。由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和一些左派小党组成的“各党一致否决联盟”推选帕特里西奥艾尔文为其候选人。国家复兴党和独立民主联盟这两个右派政党结盟，选定皮诺切特政府前财长埃尔南布奇为候选人。另一右派候选人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埃拉苏里斯使保守派的选票发生分流，这在选举尚未进行时就确保了艾尔文的胜利。“各党一致否决联盟”还获得120个众议员席位中的72席、38个参议员席位中的22席，在参、众两院均占大多数。
结语
“各党一致否决联盟”早在选举前就试图说服皮诺切特修宪了。他同意增加有关民主程序的条文，但拒绝修改有利于政党结盟的议会选举制度。最后，皮诺切特拒绝保证在他总统任期届满前不再颁布任何法令。这一民主恢复进程虽然不那么完美，但也未妨碍帕特里西奥艾尔文1990年3月11日举行就职大典。他成了智利17年来的首位民选总统，面临着恢复民主这一艰巨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