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开始，我国的东北就吸引了众多的开荒者。“闯关东”是当年山东及关内一带向关外移民，寻求生路的缩影。从清初到民国年间，内地闯关东的人数达到了3000万人次，而1953年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东北总人口为4000多万，可以说解放初东北近半数以上的人口都是内地迁移过来的。然而，如今的东北人口却开始反向流动。近年来，东北人口外流更是日益明显。依据2019年全国各省市常住人口增量统计，东北三省和北京的常住人口成为全国少有的负增长。

北京常住人口的减少可以看作是政策影响的结果。因为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北京严格控制人口，因此造成了北京的常住人口出现了短暂的负增长。

而东北三省常住人口负增长情况则与北京完全不同，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两个：

一方面是人口外流，2019年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省的常住人口分别减少了21.8万、13.33万和7.6万。人口外流一直是最近几年东北人口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从2013年开始，东北地区常住人口事实上已持续7年净流出，人口净流出规模从2013年的0.79万扩大到2019年的42.73万，相当于7年间合计净流出了180万人。东北人口流失已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方面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低，2019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01、-0.85和-0.80，均为负增长。东北的出生率低与当地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较早、独生子女比例较大有关。随着近年来青壮年人口外流，当地老龄化十分明显，这样的年龄结构之下，导致出生率进一步走低。

人口外流和自然增长率低这两大因素直接导致了现在东北人口越来越少、老龄化越来越突出、以及经济越来越增长乏力的局面。

除了东北的整体人口外流严重外，我们再看东北三省内部的城市人口情况。根据最新的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东北各个城市人口，相较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整个东北只有沈阳、长春、大连、盘锦四个城市呈现正增长，其余全部城市都是负增长，鹤岗人口更是直接减少了三分之二，东北唯一的千万级人口城市哈尔滨，也减少到不足千万，达到近933万人。至此，东北再无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

从数据可以看出，除了东北少数几个大城市人口略有增长外，其余中小城市几乎都面临人口减少的问题。中小城市人口的不断萎缩是近来全国普遍出现的问题，然而，东北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的是。事实上，东北地区的城镇化率相比于全国，早已经是属于发展最早，城镇化率最高的地区。因此这也就意味着东北地区已经很难再从周围农村地区补充到新鲜的人口了。造成东北城镇化率高的原因在于东北的地理和资源优势，以及历史条件等综合因素的影响，除了城镇化率高，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发展程度也是最高的。农业方面，凭借着东北平原的地理优势和黑土地的资源优势，在农业上东北平原非常适合机械化生产，所以东北地区最先摆脱了农业人口的束缚，相比于全国其他地区，东北各城市更早地就已经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

至于工业发展，早在解放之前，东北地区就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工业基础，1945年时，全中国工业总产值东北占85%，台湾占10%，中国其余部分只占5%。解放后，作为工业基础最好，又是最靠近苏联的地方，东北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第一个全国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华的156个工业项目，其中三分之一就落在东北地区。新中国工业史上，第一炉钢、第一架飞机、第一艘巨轮等1000多个“第一”都诞生在东北。上世纪50年代，东北地区拥有25%以上的工业产值，43%的铁路里程量，是名副其实的新中国的“工业摇篮”和“共和国长子”。

农业捆绑人口少和工业先发优势使东北实现了比全国更高的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在城镇化方面东北地区很早就远远领先于其他绝大多数省份。例如，1996年，黑龙江、辽宁的城镇化率分别为52%和45%，而当时全国城镇化率仅为31%。即使到了2016年，黑龙江、辽宁城镇化率分别为59%和67%，也比当时全国总体的57%水平要高。更早进入高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致使东北地区的国企比例要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因此在执行计划生育少生优生政策方面东北也是最为彻底的地区。这也为日后少子化现象埋下了伏笔。

尽管东北工业化程度最高，发展最早，但是，所受到的制约影响因素也是最大的。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传统重工业走向没落，和德国的鲁尔地区，法国的洛林，美国的底特律和五大湖“铁锈地带”一样，作为传统资源产业和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也同样受到本地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等因素的影响，东北经济增长开始出现长期低迷。加上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国内可以引入设备的渠道和国家增多，对东北的整体工业依赖性降低。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出口导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对于以国营企业为主，又缺乏出海口优势的东北地区来说，出现一定程度的没落是无法避免的必然。

发展跟不上时代步伐，东北地区经济长期徘徊，止步不前的困境就成为近来“东北落伍”与“振兴东北"等新词汇引人注目的关键。事实上所谓的振兴二字中的”兴“字，其含义按照复兴理解更为贴切一些。曾经的东北经济有多强？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1978年全国GDP前十大城市中，东北共有3席（沈阳、大连、哈尔滨），前20名中东北区域共有6个席位（除前十的三个外，还有鞍山、大庆以及长春）。

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2019年以及2020年前三季度GDP20强中，已经看不到任何一个东北省份的城市了，目前东北区域排名最前面的大连，在2020年前三季度也只是处于第29名，差点掉出前30了。2020年1-9月，东北三省的GDP总和共计3.51万亿，只比四川省多200亿左右，并且低于河南省约5000亿元。东北三省的GDP总和，竟然比不上一个河南省。让人既震惊又叹息。

经济的长期低迷不稳定，势必会影响到工作机会的减少，而工作机会的稀缺，又加剧了人们在择业选择上更多的倾向于体制内和国营企业的工作。在东北地区，当地人普遍认为只有进入机关事业单位或者是国企，才算是“正式”工作，未来才有保障。但是工作岗位和编制是有限的，因此，为了有限的工作资源，导致潜规则盛行，“拼爹”、“圈子文化”，以及官本位思想泛滥，这些又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性，导致没有背景的底层劳动力人口大量逃离东北。而即使留在东北国企内的人员也会因为企业效益不佳、工资薪酬低等因素，被迫出走。流向薪资待遇更高的地方。这些都最终导致了东北年轻人口比例偏低。

工作机会少，留不住人是东北地区当前最大的就业桎梏。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目前的本地留存率仅为11.89%，而位于沈阳的东北大学的毕业生本省留存率也只有17.2%，位于长春的吉林大学为27.02%，大连理工大学也只有27.54%。这些名校毕业生绝大多数的就业方向都选择在东北以外地区，即使选择留在东北的也都是选择进入体制内。没有优秀的人才，东北的企业和经济自然很难新陈代谢，做到良好发展。

人口不断外流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人口外流加速了干部比例过高的问题更加严重。在一些人口外流严重的地区，原来人口十万左右的县级单位，只剩下三、四万人，但是由于行政级别没有改变，干部指标没有减少。因此造成了干部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长期的干部比例失衡就会在当地形成一个庞大且关系复杂的利益共同体。这些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网，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进行干预，是很实现自我机制的更新改造的。最终，长期僵化的体制会进一步抑制本地经济的成长，从而更加推动人口的持续外流，造成恶性循环。

第二、适龄劳动人口的外流，进一步加速了东北地区的人口老龄少子化。如今的东北街道上，老年人的数量往往多过年轻人。2015年东北地区的中位年龄为43岁，比全国的38岁高5岁，相当于全国2027年的水平。这导致东北养老负担沉重。2015年东北地区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为1.55，远低于2.88的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辽宁为1.79，吉林为1.53，黑龙江为1.33，全国最低。不仅老龄化日益明显，由于工作机会稀缺，工作待遇与生活成本压力，导致本就因为计划生育执行受影响最大的东北地区年轻人普遍生育意愿不高，东北地区少子化趋势更加突出，由此，造成了近年来，东北三省人口自然增长率负增长排名全国前三的现象。为此，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日前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经济的持续低迷，不仅影响底层劳动力的出走，即使是享受更好待遇的退休干部人员，也因为东北的环境和经济影响，选择离开东北去更为舒适的地方生活。这些具有消费能力的人员离开，没能反哺当地的经济，反而去了别的地方消费，更加剧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乏力的局面。以海南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海南省常住人口有940万左右，而东北人就占100万左右。这其中就有很多是有条件的东北退休人员选择在海南养老。

后工业时代，城市化率高、人口老龄少子化、小城市人口流出日益突出、经济发展缓慢、人口外流以及内卷化等等这些问题都将是中国未来所要面对的问题，只不过东北地区先行了一步。其实，和东北地区一样，东亚地区各国都早已经普遍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韩国、日本都已经正在经历和东北地区一样的阵痛，但是，相比于东北地区，韩国和日本至少还有先富的优势，因此在人口流失问题方面并没有如东北地区显得那么突出。因此，对于我国来说，如果不加以警惕，及早做好措施，未富先老的东北现状，也许就是不久以后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