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莞市旧城区振华路平定里有一座破旧的老屋，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姑婆屋”。因为旧城改造拆迁，老屋如今已经没有人居住。

原来在这栋屋子里住着二十几个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回来的自梳女，她们互称姐妹，一起出钱建了这栋房子作安身之所，因为自梳女不能回原生家庭。

距离姑婆屋二十公里外的朱平沙村，94岁的魏林好就是那二十几个自梳女中的一个，她在几年前被侄子侄媳妇接回老家养老。同一个镇里，98岁的伦松胜，此时正住在敬老院里，她的耳朵听不太清楚，腿脚也很不灵便了。而78岁的游丽梅独自一个人住在母亲的老房子里，她是这些自梳女中比较年轻的一位。

她们把头发像已婚妇女一样自行盘起，以示终生不嫁、独身终老，也称妈姐或姑婆，死后称净女，是古代中国女性文化的一种。

蚕丝业的兴起为当时的女性提供了独立谋生的机会，女性有了可以自立的经济来源。由于过去封建礼法苛严，尤其对女性而言，很多女子出嫁后在婆家很受气，地位十分低微，终身只能依附于男人，不甘受此束缚，许多女性情愿终身不嫁，或与女伴相互扶持以终老，大约从明代中后期起，相继产生了自梳女和不落家的特殊习俗。这些习俗在封建礼法压迫下，得以相沿300余年，在晚清至民国前期达到高潮。

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蚕丝业衰落，听说到南洋打工收入丰厚，许多女性遂结伴前往，在南洋艰难打工多年，也遇不到良配，不再谈婚论嫁，到五六十岁时，她们买来供品拜祭天地，也就成为了自梳女，而她们就是中国最后一批自梳女。

自梳女既要忍受周围人的歧视还要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下谋生，说是刀山火海一点也不夸张，那个时代选择走出去的女性，她们所经受过的苦难不是我们现在人可以想象得到的。

94岁的魏林好说，被人骂，就连小孩子也会打你骂你，他们吃饭的时候，叫你拿这个拿那个，吃的东西很苛刻，屋子很大，但都锁起来不让你出门，禁止你和隔壁的人来往，给人做工很艰难。

82岁的邓凤珍说，我爸很烂赌，一夜之间就把家里的谷子都输光了，他输光了，我妈就收拾东西去了马来西亚干活，我长大了之后，她就回来带我也去了那边。我是家里几姐妹最小的，过去的女孩子很凄凉，吃的都不给你，更不会给你去读书了。

98岁的伦松胜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她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大哥，因为家里穷，跟其他外出打工的女孩一样，十几岁的她就成了家里重要的经济支柱，她挣了大约二十几万块钱支助侄子们做生意，如今侄子们常常来敬老院看她，给她带吃的东西。

1937年，26岁的陈有娣跟随大姐陈怡女赴新加坡做工，不识字，连钟都不认识，去到那里，只能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了好几家，一开始是家政，要洗七个人的衣服，冲洗七间冲凉房，还要扫地。工资很少，刚开始一个月才几块钱，做久了也才十几块钱，这一干就干了60年。

年轻时背井离乡，年老时叶落归根是自梳女最后的心愿。2011年9月，100岁的陈有娣在回乡10年后终于恢复了中国国籍，同年，东莞有33名自梳女都拿到了恢复中国国籍的证书。

脱掉了帮佣的白衫黑裤，剪掉了脑后的发髻，在南洋打工的岁月占据了这些自梳女生命的大多数时间，回国后，她们大多数仍保留着喝咖啡，吃面包和咖喱的习惯，有些还会讲马来话和潮汕话。

年轻时她们下南洋打工，收入可观，经济独立，不用依附男性立足，但因为无儿无女，自梳女回国后，她们一般是大家一起出钱买房住在一起，以便相互照顾。

后来旧城改造搬迁，旧时不能回家的习俗被破除，有些和侄子侄孙住在一起，有些一个人回老宅住，有些住进了敬老院，独立的性格影响了她们的一生，包括对婚姻的态度。

90岁的黄瑞云是广东顺德沙头村最后一位自梳女，年轻时在新加坡做保姆，直到70岁才回乡养老。“我不喜欢的，父母也不能强迫我们结婚，当时村里很少有人结婚。”

问为什么不结婚，她们说，大多数是因为找不到中意的人，也受不了别人管着，嫁了人有家，我们没有嫁人的就没有家，回来后别人看不起我们，看不起就看不起吧，自己顾好自己不就行了。

选择自梳的原因各不相同，有家庭的贫困，社会的压迫，对自由的向往，因为有了新的思想和社会需要，让她们有了新的出路，她们才能选择走自梳这一条路，如果没有经济独立，女性大多数只能选择结婚。

自梳女很多是为了家庭，为了减轻父母的压力和养育弟妹，怕自己嫁人后即使挣钱也补贴不了家里，照顾不了兄弟姐妹，所以选择终生不嫁，自己出去挣钱当保姆工人养一家子人，为家庭牺牲奉献自己一生。

那个时代的女性都是命不由己，嫁人可能所遇非人，即使得觅良人，也可能饱受婆媳倾轧生育艰难之苦，相比之下，可以独立谋生的女性选择了自梳。

但是自梳也不过是另一把枷锁，看似是让不管自愿也好被迫也好，选择了不被婚姻束缚的自由，但也被束缚在了终身不能嫁的不自由里。

封建社会的女性地位非常卑微，这是促使众多女性自愿成为自梳女的重要原因，她们只能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反抗命运。

我是@南方橘子，关注生活感情事，品味人生酸甜苦辣咸！欢迎关注点赞，留言评论！

（图片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