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之一。2000年，凤凰卫视推出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缄默半个世纪，百岁老人的口述影像突然出现在荧幕上，迅速轰动华人世界。

为了完成这部纪录片，台湾资深媒体人郭冠英花费十年，准备、研究、思考和待机，成为张学良的忘年之交。

不久前的第五届两岸媒体人峰会闭幕后，他向我们讲述了“世纪”之后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是一部纪录片的幕后，还饱含着一位台湾资深媒体人从“偷偷爱国”到“公开爱国”的“中国心”。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和杨虎城

PART 02

“用手摇开了历史”

独立思考的郭冠英，真正走入历史、认识真正的张学良，则是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期间。

他回忆那段关键时期，“在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图书馆里看到很多中国近代史的书，我的观念转变了。张学良悲剧英雄的形象在我的脑中不断扩大，在那一栏栏的活动书架间，我用手摇开了历史。”那是1983年，郭冠英的女儿刚刚出生，儿子仅仅两岁，他说，“当我读到杨虎城全家被匕首杀死，八九岁稚子都不能幸免时，我眼泪夺眶而出。”

从图书馆的中英文书籍间蓦然回首，想起在好友家碰面的张学良，他意识到，历史就在身边。可是当时的他只能把这些深藏于心，不敢外露。

时间也没有给郭冠英太多机会，1984年访学回台，进入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短暂工作不久，他又被派到纽约，一去就是四年。

1986年，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去了一趟美国——经历西安事变后，杨拯民奔向延安，决心像父亲期待的那样，“拯斯民于水火之中”，因此逃过了被捕的命运。那年他到美国是为了参加一所大学历史系举办的西安事变50年研讨会，同在国外的郭冠英得知消息，想去见他，又怕被人说是去见“共匪”。犹豫不决时，他错过了这次机会。

1988年，郭冠英外派结束回到台湾。这一年年初，蒋经国去世，王一方的父亲王新衡也在前一年离开了人世。郭冠英迫不及待地劝说好友：“你父亲去世了，他说张学良把所有的故事都告诉他了，但他来不及留下这份记录就走了……你有重大的历史责任，不容轻忽。”

王一方本是个爱玩之人，在他眼中，时不时出现在家中的张学良，只是一个“平凡的长辈”，一个“饭桌上谈笑风生、饭桌下与他儿子嬉笑玩耍的人”。

况且，当时外人拜访张学良，还没有那么自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冀教授一直研究东北军历史，他的父亲王树常还是张学良的东北旧属，曾担任张氏父子的参谋长。王冀试图见张学良一面，始终不能如愿，据说上面传下话来：“有这个必要吗？”

完全是出于友情，王一方尝试着去牵线搭桥。终于，1988年10月，郭冠英第一次正式见到了张学良。他做了充足的准备，调侃自己“花的心思比追女朋友还要多”。结果如他所愿，一个懂东北、懂抗日的年轻人打动了耄耋之年的张学良，“他很喜欢我，愿意把他的故事告诉我。”

一老一少，往来逐渐密切。1989年3月2日，郭冠英陪同从美国飞来的王冀，一同走向了王家，这是张学良第一次约见比较“敏感”的外人。走在路上，40岁的郭冠英想到自己将“面对历史”，难掩紧张和激动，他在回忆文章中将这次会面称为“一生难得的机会”。

王冀同样紧张，在王家客厅坐定，他还在怀疑，是不是真的可以见到张学良本人。黄昏时分，时针指向6点，门口传来东北口音，戴着墨镜的张学良出现了，身边还陪着70多岁的赵四小姐。多年夙愿成真，郭冠英竟激动地呆站了几秒。所幸，坐下之后，张学良兴致颇高，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这只是一次拜访，并没提起口述史或拍纪录片的事情，郭冠英只能用耳朵拼命听，“我很高兴，他没把我们当外人，但是又急，怕记不下来，怕漏了什么。以后的三小时中，老头像马克沁水冷机枪一样，一直连发个不停，连水也不要加。说得又生动，我要去记那些字、那些话，又要去记那些故事，又常常跳去记老头的形象，又不能笔记，真是脑忙眼乱。”

三个多小时的谈话后，郭冠英成了张家常客，他常常搜罗相关的文章、资料送给张学良。这其中，就有一篇题为《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的文章，张看了连连称赞“写得好”。

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大名鼎鼎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此前，张学良看过唐德刚所作的口述史传记《李宗仁回忆录》，他评价那部书写得好，好在何处呢？张学良后来对唐德刚解释，他未见过李宗仁，但是他和蒋介石太熟了，“你笔下所写，李宗仁所说的蒋，就是百分之百的蒋，因为蒋正是这样的人。”

读罢唐德刚论“三位一体”的自己，张学良便告诉王一方，若唐德刚来，愿意一见。王一方不认识唐德刚，巧合的是，郭冠英却是唐德刚早年“在纽约认识的小老弟”。更巧的是，当郭冠英联系到唐德刚时，才发现他当时人就在台湾。

这是1989年的秋冬之交，接到郭冠英的电话时，唐德刚正在高雄，准备次日访问佛光山，并做学术报告。然而，一个“治史者”，遇见一个活生生的“造史者”，况且还是一个尚未完全恢复自由的“造史者”，当然不能错过。第二天，唐德刚就从高雄秘密飞至台北。这才有了后来唐德刚陆续访问张学良的11盘口述历史录音带，以及“一部未完成的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

彼时，张学良与唐德刚，一个89岁高龄，一个年近花甲，一个东北口音，一个安徽乡音，两人耳朵还都不大灵光。陪同在旁的王一方对陈年往事兴趣不大，只能由四十出头的“小郭”负责“串场”。事后，“小郭”诙谐地调侃自己，“（假如）唐德刚是大将军，那么我等于是很有学问的小太监。”

◆1990年，郭冠英（左）陪同唐德刚（右）访问张学良（中）。

有一次，张学良讲到自己作的一首诗《谒延平郡王祠》，“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这是他1962年被幽禁时，经过台南的延平郡王祠时所作。延平郡王，即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张学良最得意的一首诗《谒延平郡王祠》

念完诗，张学良问唐德刚：“我最得意后面两句，你知道这个是讲谁？”唐德刚不太明白张学良的意思，直接回答“郑成功”。张说，那你就不懂了。郭冠英以前听张学良讲过这首诗，马上把话题接住：“这是讲汉公自己啊。”张学良确是在讲自己，讲他最得意的东北易帜。他解释说，郑成功抗的“强胡”是荷兰，其“丰功”并不是遵从了明朝的正朔，而是将台湾入了版图；我也是这样的，我这个“易帜”不是尊奉了“中华民国”的正朔，而是在“确保东北入版图”。

以传记历史见长的唐德刚曾说：“写一个人的传，你要比他自己还要了解他。”从伯克利大学的活动书架，到引介历史学家们访问张学良，不知不觉，郭冠英对这位忘年好友的了解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恰在这时，张学良走出了神秘的家门。1990年6月1日，在张群的坚持下，90位海内外名人作为发起人，热热闹闹地为张学良庆祝了九十大寿。他的名字不再是禁忌，郭冠英说，一时之间，张学良成了一只“历史的熊猫”。人们热衷谈论他，市面上有关他的书籍、戏剧、电影汗牛充栋，穿凿附会，却又百谈不厌。曾做过5年电视的郭冠英有了一个想法，是时候留点历史下来了，他想为张学良拍摄一部口述历史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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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心｜“你忘了我是中国人”
——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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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北京日报
记者｜杨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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