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应该在欧盟或至少在欧元区内共同实行，否则，我们只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平衡、新的紧张以及对公平竞争的严重扭曲。金融危机同样彰显了在金融市场实行趋同标准的必要性。如在计算保险无事故优惠折扣方面，是否可按三年或五年的期限计算，而不是只按一年计费。也可以鼓励企业更多地使用自身的资金而非来自外部的资金。在税收方面，平等对待两种不同的融资方式，也是缓解银行贷款下降的方式。

有些领域乍看起来与我们的未来经济似乎并无关系，但欧洲仍需要采取共同行动。我这里指的是共同体的人口政策。必须要出台这方面的政策。欧洲人口老龄化已不再是一种预测，而是一个现实。如今超过60岁的人口平均已占成员国人口的20%，至2050年，这一比重将达到30%.遏制人口普遍老龄化只能通过移民和刺激生育。这是使欧洲经济长期增长重新焕发潜力的唯一途径。

还有两个领域影响着经济增长的后劲，一是生产力增长的低下，二是由偿还公共债务引起的社会负担的不断加重。可见，实行趋同标准的好处在于能够在兼顾每个成员国的特殊性的同时，切实解决上述问题。某些成员国经济侧重于工业，其他成员国经济则侧重于发展服务业。某些成员国具有重视社会保障的传统，其他成员国则没有这方面的社会福利。但欧洲的多样性不应该成为无所作为的托词。

欧盟经济社会战略同样能应对由于崛起大国，新兴市场带来的日益增多的挑战。这里且不说这些新兴国家的出口业绩多么令人瞩目，尤其要看到它们正在使用我们的经济杠杆。我们已经指出过，它们的主权基金拥有天文数字般的金额，而我们不可能幻想一夜之间拥有如此雄厚的基金，哪怕是相对逊色的数额。我们的收支平衡不会允许出现此举所需要的巨额盈余。

此外，现在是我们应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了：由于我们西方企业已大量到新兴市场参股和收购，并没有被对方排除在外，因此新兴国家今后也可以在我们的土地上有所追求。我们不能一方面欢呼西方企业到新兴市场参股和收购是全球化的卓越表现，是一种进步，而另一方面又只把新兴市场国家看做是威胁，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主权基金的某些担心没有道理。

在一些性命攸关的领域，如航空工业，继续把决策和研发中心掌控在我们手中，对于维护我们地缘政治上的独立性可能是重要的。为此，有必要采取欧洲的解决办法，而非成员国的解决办法。在每个成员国层面采取行动并建立国别基金，将很快引发成员国之间殊死的竞争。我们本应去修筑抵御俄国与中国巨大影响的堤坝，可是我们却没有这样做，我们所做的只是阻止法国的能源行业落入德国和英国之手，或阻止德国和英国能源行业落入法国之手。

那些国别基金将很快变为阻挡欧盟或至少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障碍，而不是维护欧洲经济独立的安全保障工具。我认为，如果需要建立一种主权基金或采取一种特殊行动的话，只有当它们是欧洲基金或欧洲行动时才有意义。否则，这仍将只是防御性的行动，一种简单的抄袭而已。像过去一样，我们在采取某一进攻性的或真正是我们自己的措施方面，是有许多话可说的。

问题在于要搞清楚：我们到哪里去筹集大规模的欧洲经济投资资金？用于何种目的？我们究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以防止重蹈美国人的错误，并避免使我们的投资完全依赖于外部世界？我们有什么能与主权基金进行竞争？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欧洲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更多地受到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困扰，我们需要巨额资金主要用于确保支付未来的养老金，这是不可抗拒的。

从世界范围看，这是一个具有25万亿欧元的巨大市场，其规模到2020年还有可能翻一番。因此，如果我们需要明智地处理这一问题，最好是把我们今天筹集的资金用于未来的养老金，使之成为加强和稳定欧洲经济的一个杠杆。荷兰的做法表明这一方法能够奏效。在荷兰，这一资金的筹集是强制性的，因此它拥有的养老基金是牢固的。其资产高于国内生产总值，被用来大量地投资于经济。

此外，荷兰能保证其养老金（根据最后工资比例计算）的水平高于实行分配制度的国家。该国有四大养老基金，每家都管理着数千亿欧元的储备。如果在整个欧洲都实行这样的方法，我们就会很快创造出重量级的基金，足以与主权基金相抗衡。

只剩下一大片阴云笼罩在欧洲上空：公共财政状况不佳，至少在大多数成员国是如此。由于救助和振兴计划的代价昂贵，加之成员国计划繁多且又各行其是，因此这种状况难有改善。至少短期内没有改善的可能。从中期看，由于任何经济衰退必然引起开支增加和收入减少，所以公共财政同样难以改善。至于从长期看，则还要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难以避免的所有有关费用。

不可否认，我们可能确实可能让未来几代人承担解决这次危机的代价，让我们的子孙来为我们难以估量的疏忽买单。我们能摆脱这一困境吗？在今明两年，很有可能欧元区的任何一国都达不到稳定公约的标准，因为所有成员国的公共债务都在增加。是否因此就应该放宽公约标准？或在几年内将公约置于休眠状态？

我斗胆对此提出警告：如果是这样将会大错特错，这将为更多的公共赤字打开大门，将会摧毁欧元自身的基础，引发利率和财政支出的爆炸，因为金融市场会以日益不安的心情审视各成员国公共债务的攀升。我们不能排除再次出现最近在英国发生的情况，即政府发行的国债无人问津，因为投资者担心一系列国家公共财政状况出轨。

总之，放弃稳定公约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不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正相反，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执行公约。首先是使用自动稳定基金。人们允许该基金在经济不景气时有些赤字，条件是他们必须在经济气候恢复正常时做得比预期更好。然而即使这样做也还是不够的，仍须遵循稳定公约目标。

任何违反规定的成员国都必须在欧盟委员会批准的振兴计划框架内，确定重新达到公约标准所需要的时间表和必不可少的举措。具体而言，欧委会应要求每个成员国明确，它们将在何时并通过何种努力重新达标。与以往采用的方法不同的是，要尽量避免将经济置于压力之下，应该鼓励那些提高效率、简化行政管理的举措和改革，以利节省开支。

实施振兴计划刻不容缓，这是欧盟委员会必须立即承担起来的任务。我们清楚哪些国家将达不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标准，我们也了解这些国家的困难程度。此外，欧委会应强制那些国债利率差幅很大的国家采取振兴计划。在决定建立成员国可将一部分公共债务（高级债务）投入其中的欧洲债券市场之际，这样做尤为必要。

如果一个国家不做出足够努力去控制其公共债务，那就必须强制其采取措施。如果它疏于采取措施，则应由它自己来管理这部分比例更高的高级债务。该国应受到更高利率的惩罚，被迫用自己的国库券投放更多的债务，而享受不到欧洲债券的优惠。

还有一点，就是要提高公共权力机构的效率，降低成本，这是能使我们走出危机的振兴政策的组成部分。美国完全明白这一点。因此，奥巴马计划在未来10年里实现不少于2万亿美元的节约。他准备限制联邦政府官员工资，控制军费开支，取消多余的公共服务，打击社会计划中的舞弊，取消或减少用于农业和棉花种植业的补贴。

我们也需要倡议这样的行动。应依照稳定公约的思路，给每个成员国规定通过国家机器的最佳组织来节约成本的年度目标。不同国家根据一定参数所确定的目标可有所区别，比如在规模、效率和公共服务的质量等方面。这样，我们就在公约关于公共债务和预算赤字方面的标准之外，引入第三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