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臣退休称致仕或休致，致仕制度发端于商周，确定于秦汉，到清代已发展得十分健全。统治者之所以给予致仕老臣如此厚遇，一方面是酬谢他们多年理政之劳，保障其晚年生活无忧；一方面是为广大在任官员起到示范作用，鼓励他们勤于本职，效忠朝廷。

清代在乾隆之前，面向全体官员的致仕制度尚未形成，多为官员临时上奏，且重点在满员和武职。从而建立起独立的文官致仕制度。乾隆三年，又定原品休致大臣食俸之例，从中可知，官员致仕后的俸禄级别已分为全俸、半俸和无俸三类，主要由官员上奏致仕的主动性决定，自行奏请者给全俸，遇考核时上奏者给半俸，被勒令休致者则不给俸。

随着文官致仕制度的建立，乾隆时期武官及满员的致仕制度更加完备起来，根据是否主动奏请、有无军功、有无世职等标准作了细致的划分。如八旗一二品武官致仕，若官员系自行上奏，准令原品休致者，该旗主管部门须将其军功及食俸年限查明，上报请旨，再予定夺；若官员系未主动奏请而特令使其原品休致者，便不再发给俸禄。

对八旗三品以下武官则更看重军功，若是被上司勒令休致者，即便身有世职，也不给俸。除了发给致仕老臣退休津贴，政府在政治上也予以他们很高荣誉。如乾隆二十三年，大学士陈世倌以年老奏请致仕，高宗加赠他太子太傅职衔，赐御制诗一首，极尽荣宠。又赐宴于其府第，令各部院堂官到场送别。

皇帝准他驰驿回籍，还特别嘱托等春季回暖时候再行动身，启程时，着在京官员相送，“归途所过地方，其有司在二十里以内者，俱着送迎”，待其回籍之后，令巡抚两司时加存问，如果休致后自觉精力充沛的话，仍准他来京供职。

乾隆时期以终养制、改近养亲制和致仕制度为代表的、官僚系统的、养老保障逐步细化完善，对官员父母、祖父母及年老官员、实行种种政治经济优待，使社会上层的老年人，享受到了更加舒适安稳的晚年生活，巩固了全社会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

同时也为加强政治凝聚力，激发大小臣工的忠君爱国之心，促进官场新陈代谢起到了推动作用。取决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家庭养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主要的养老模式，老年人从家庭获得物质和精神的供养与慰藉，赡养老人也成为子女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现代的养老保险出现以前，中国古代政府对普通家庭的老年人，收养在福利机构中的孤老除外的养老保障，并没有十分有效的机制。乾隆时期，除了前文所述旌表高龄老人、倡导孝道外， 常见的举措便是给予一定的物质赏赐，以及免除老人及家庭成员的赋役，为家庭养老创造条件。

对老年人进行物质赏赐的做法，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养衰老，赐几杖，行糜粥饮食”，以后各朝也不断有赏赐老年人，米、酒、肉、帛等物的记载。清代延续了对老人的物质补贴政策，不过这些措施并非常态，而是借助一定的契机施行，如皇家典礼、帝后出巡等，补助的标准也无固定，全凭皇帝兴致。

除物质补贴之外，免除老人及其家属的赋役，也是政府鼓励家庭养老的一种手段。人老之后劳动能力逐渐下降以至丧失，免除他们的赋役负担也是顺应情理之举。清代顺治元年即规定，军民年龄在 70 岁以上的，免除丁夫杂差。

为让老人能得到家庭的更多照应，康熙时规定“军民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派差役”，使免除赋役的优惠政策覆盖至老人家属身上。乾隆帝延续这一政策，将其写进即位诏书中，颁行天下，此后又数次申令。

纵观乾隆帝的养老思想与实践，其教化的意味十分明显，这与他极力推行的孝悌思想是一脉相通的，目的是使“孝”的观念深入社会各阶层，达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的理想状态。他所采取的弘扬敬老之风，优恤年老官员及官员父母，免除赋役、赏赐耆庶的养老措施，大部分可以在前代找到影子，其中一些政策经他修缮拓展变得更加完备。

当然他也开创了诸如赏给年老士子职衔、制定改进养亲之例、建立文官致仕制度等先河，使更多人的晚年生活得到改善，清代养老礼制由此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但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养老保障，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官僚系统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差距十分巨大，普通百姓的养老保障，仍然没有固定的长效机制，财政投入水平也极为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