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我才得到消息，邻村的表大伯走了，享年89岁，尽管因为疫情不能回去，但是心情还是很沉重。表大伯是父亲的表兄，他们也是当年的师兄弟，而且跟我父亲一样，属于那种“两头沉”的一代。

当时的铜器铺就出这种鞋耙子

十几岁的时候，表大伯和父亲先后去我三舅爷的“双兴号”铜器铺学徒，铜器铺里的七八个土地全是三里五乡的子弟，父亲的三舅——我的三舅爷是师父，也是掌柜的！我父亲是他最小的徒弟，去了铜器铺从做饭、生炉火开始，一点一点地学手艺，在1952年的时候，工资是一个月一块钱，赶上了二月二龙潭庙或是三月十五刘守庙，掌柜的三舅爷会破例给徒弟们一人一块钱去上庙。

下班后，父亲在单身宿舍做的车钥匙

公私合营后，三舅爷的双兴号和保定的打字机行、黑白铁、猪鬃毛合并成了保定金属厂，在火车站附近，舅爷原来是业主，合营之后就是股东了！表大伯和我父亲以及其他几个徒弟成了金属厂的职工，另外的几个徒弟则是被当时的工会介绍分配到了铁路和其他单位去了。

可能是条件限制吧，当时的表大伯和我父亲没有从城里找对象，而是在老家娶妻生子，此后的节假日就回老家呆上几天，然后回城里上班。在那个年代，这种两地分居的夫妻当时很常见，有个名词叫“两头沉。”

利用业余时间：用边角料所暖脚壶

这种“两头沉”的夫妻生活当时是很受人羡慕的，外边有人挣钱，家里有人 挣工分。也有过机会把妻子的户口弄进城里，但多因为老人们守旧，儿子儿媳也敢自作主张，于是作罢；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城里根据自愿下放，有些人按捺不住要回农村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于是就返乡了，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孙玉亭同志就属于这种人。然而我的表大伯和我父亲都犹豫了一阵子没有返乡。当时厂里这样的人很多，记得当时几百人的工具厂里，光是这样的住单身宿舍的男职工就有二三十人。

他们攒着假期，一年分三次歇长假，一次是过年，一次是麦收，再一次是秋收。偶尔歇周末也回家看看老婆孩子。因为家不在，日子过得省吃俭用，连回家都舍不得坐长途客车，而是骑车回家。从保定到我们易县朔内，至少三个半小时，而且自行车上驮着好多节省下来的东西，尤其是到了过年，光是年货就得百八十斤。但是为了一家老小过一个团圆年，也是值了！

当年父亲就是骑着这种永久二八加重回家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没有壮劳力是不行的，这种“两头沉”的家庭就显得拖累了，回家的次数明显增多了！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这一代人退休了，自然是回老家养老。都趁着还在壮年尽量早退休，于是病退、退养的人也就多了，当时的政策照顾一个子女顶替，于是我的表大伯在55岁让我表姐顶替，我父亲51岁让我顶替，就光荣“退休”回老家发挥余热，修理地球去了！他们小的时候都在农村长大，也干过农活，所以干农活也算是轻车熟路了！他们对我们这一代接班人没有更多的要求，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不要再学他们，一定在城里找个对象——可不能两头儿跑了！

过惯了城里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们回老家相当一段时间是不适应的，但是农村生活的闲散和清新的空气也慢慢让他们找到了感觉，尽管苦一些、累一些，但是身体都比较好，相对而言，比退休后留在城里的同事们身体要强一些，寿命也长一些。

返乡后，父亲把老宅弄成了小花园儿

进入二十一世纪，村里出外进城打工的人多了，还有的出国了，又诞生了新一代“两头沉”的家庭，于上一代“两头沉”的家庭相比，新一代思想意识好多了，比如说不能在大城市买房，可以在县城买房，而后老婆孩子甚至是老人都搬到县城里生活了，所以村庄开始萧条，到了萎缩的地步，这也是是时代的变迁吧！

每逢佳节倍思亲，想想上一辈人，为了共和国的建设抛家舍业无怨无悔，为了小家也是竭尽全力任劳任怨，虽然说没有大富大贵混出显赫的官职和地位，但是他们对于国于家与后人是问心无愧的，幸福的日子再安享多少年也是应当应分的——然而还是熬不住岁月的更迭，陆续离开了人世……

没有鞭炮声的春节略显沉闷，因为疫情很少走动的年节还是少了几分味道，在故乡百里之外的城市蜗居里，我淡淡地写下这样的文字，算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追忆曾经我们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长大成人的先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