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第11届财新峰会：重建全球信任”上提到，2019年我国新生婴儿1465万人，出生率降至10.48‰，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人。

稍往前回顾几年：2016年新生儿1786万，2017年1723万，2018年1523万，2019年1465万……。以每年降低60万以上的趋势明显下降。令人意外之处在于，我国自2016年1月开始放开生育政策，从独生子女政策到二孩生育新策。那时被奔走相告，无数家庭热议，似乎当时大多人把生育二孩视为水到渠成的事。

但实际数据表明，尽管一部分人在16年后终于实现家庭的二胎梦想，但大部分的年轻夫妻的生育意愿反而一年比一年降低，导致整体出生率依然止不住下滑。

与此同时，近十年的老年抚养比则成加速上升趋势。老年抚养比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中老年部分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2016年为15%，2017年15.9% ，2018年17%，2019年，我国老年抚养比则高达19.6%。

两者相对比，出生率降低与人口老龄化加速，该趋势下的未来十年甚至数十年不仅劳动年龄人口而且总人口数将会不断下降。我们在前数十年所享受的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养老等将直面越来越大的挑战。

我们不得不看到中国悠久传统的多子多福的观念已经不知何时悄悄地改变了。一方面社会快速发展，部分产业的不断升级对应着部分产业的淘汰与废弃。折射在企业和个体上即表现为无论是企业还是工作岗位、个人收入的稳定性及可持续性都充满了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另一方面是生活花费、教育开销、就诊医疗等等必要支出似乎很长时间顽固的在高位徘徊，更别提租房、买房等消耗多个钱包的事项。而且毋庸置疑，如果劳动人口比例缩减的趋势进一步下降得不到逆转，年青人的境况将越发窘迫且难解。

《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建议》适时提出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为劳动人口的减少提供了解决方案。我国是退休年龄较早的国家，现行企业职工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而大多数国家在65岁左右。

随着将来退休的逐步延迟，高年龄劳动人口的增加会是大势所趋。但我们也要看到，相对年青劳动人口，在体力、速度、注意力、学习能力、反应能力等各方面高年龄人群有着不可避免的劣势。所以利用人工智能来弥补高年龄劳动人群来劣势，放大他们在知识经验、判断力、管理能力、创造力等方面的优势则成为相关学者、科研人员、企业加快推进实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发展战略。

这里需对社会岗位工作职责的特征和可替代性进行全面综合性评估，然后结合当下人工智能的实践水平来分担高年龄劳动人群的部分工作内容，并根据科技的不断进步而调整扩大，从而使高年龄劳动人群的工作方向愈发集中于轻体力非高频重复性的领域。

目前人工智能的技术也令我们有充分信心其对大部分工作岗位的辅助是卓有成效的。自动驾驶、图像鉴别、机器翻译、自动统计分析报表、质量检测、机器人装配搬运、智能营销售后电话，甚至AI医疗、AI安防、AI金融等智能机器也已进入应用。

人工智能不仅能起到辅助高龄人群工作的作用，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替代高强度高重复性的劳动力岗位，为在老龄化时代继续保持社会的持续不断的发展提供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