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人类学家的著作中，最具社会传播冲击力的无疑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教授于194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模式》(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我是在进修研究生期间（1989年）阅读了此书，并被其深深吸引。

该书源自受美国政府依托，为战后美国治理日本而预先进行的内部研究。在进行研究时，美日仍处于战争状态，因此，鲁思·本尼迪克特教授无法采取文化人类学惯常的实地考察、访谈、调研的方法。而转为在美国本土看日本人拍的电影、日本学者写的书，以及访问美籍日本家庭等间接方式，理解日本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独特社会文化塑造，所呈现的行为动因，并以此推理出日本人性格的“菊”与“刀”二重性，很好地解释了日本人在战争中所表现的令人困惑的矛盾。

在研究过程中，鲁思·本尼迪克特教授不受任何意识形态倾向的影响，对敌对国家日本不带任何情感的歧视，坚守科学精神面对研究对象。

该研究为美国政府占领日本后政策制定与治理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预判了保留日本天皇后，日本民众会服从、配合盟军对日本的占领与管理。

上世纪五十年代，《菊花与刀》日文版出版，日本学者在序言里非常感慨地说道，作为敌对国家的美国，能够允许本国学者不带偏见地分析敌人，甚至还赞美敌人，这在战时的日本政府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就社会影响而言，《菊花与刀》获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功，是文化人类学的巅峰。从学术角度，《菊花与刀》也是文化人类学关于民族性研究的顶峰之作。

二战结束后，世界迎来了全球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全球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使世界趋同。后工业化、信息时代来临进一步引发了全球个性化浪潮。从最近出版的日本年轻学者介绍现代日本社会的著作里可以发现，二十一世纪新一代日本人，已不是《菊花与刀》所描述的样子。万物皆流，民族性在快速变迁的时代将难以成型。因此，在全球生活方式趋同、技术快速迭代、流行文化快速变迁的个性化发展社会里，民族性将难以成为研究的对象。或许，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只能转向尺度更小的“亚文化”圈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