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辉

写这篇文章，源于一个巧合。

多年来，我形成一个习惯，过上一段时间，总爱于某一天清闲时，集中整理积攒下来的报刊。将自己的作品，或一些感兴趣的资料，剪裁下来，分门别类，夹入卷宗。我喜欢这一过程中的悠闲自在。

早在12年前，2008年4月1日，正是愚人节。时近中午，我在办公室翻出一摞前一年的《新读写》，其中几期有我开设的专栏“新记忆”。再次翻开旧杂志，一页页读过，看那些可爱的中学生们的习作，看那些美丽而充满活力的青春影像，想到自己居然也每期忝列其中赫然亮相，颇觉有趣而快乐，复有时光倒转之感。

翻到我的专栏“新记忆”，我的目光在“编辑徐宗琏”几个字上面停留了片刻。心想，时间真快，这个专栏搁笔已然快一年了。仅是一闪念。然后，剪裁下自己的文章，连同封面一并插进卷宗。

几乎就在同时，电话铃响了。

“我是《新读写》的徐宗琏……《新读写》6月要出关于中学时期文学社团活动的专号，请你也写一篇文章，好吗?”

恰是愚人节。每接一个电话，都本能地提高警觉，生怕自己掉进了被作弄的圈套。最后证实真的是徐先生。如此巧合，真如同有感应一般，奇妙得至今也难以置信。不过，考虑到自己中学期间没有参加文学社团的经历，我婉转谢绝了约稿。

放下电话，我当即把这一巧合告诉我对面的同事，并兴致勃勃地把手边的《新读写》和卷宗拿给她看。她也同样为之称奇，感叹不已。

再过几日，徐先生又热情打来电话，执意约稿：“不写文学社团也可以，谈谈你的中学写作生活，与今天的中学生进行交流，鼓励他们喜欢写作。”这一次我答应了。感谢愚人节的巧合。来自上海的电话，忽然让我有了一个契机，来重温三十几年前中学写作带给自己的快乐。

看来，愚人节总是会以不同方式带给人们某种快乐——这一次与写作有关。

我的家乡在湖北随县(今改名为随州市)，中学生活在1970-1974年之间度过。对于我们这代人，恐怕很多人在中学期间都没有过文学社团的经历。在1966年“文革”爆发后，教育完全瘫痪，文化被贬斥，教师成了社会地位最低下的“臭老九”。我的印象中，一直到1970年我们入校那年，随县才恢复了中学。我的同龄人的经历想必大致如此。

中学虽然恢复，但考试制度、教材、教师乃至授课方式，都与“文革”前大相径庭。在经过“文革”头几年“造反有理”的红色风暴冲击之后，那个年代，校园里盛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观点，所谓文化学习不过是一纸空文，老师在学生面前不得不灰溜溜地“夹着尾巴做人”，哪里还有热情和兴趣辅导和鼓励学生们认真学习?少不更事的学生们，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目中无人，仿佛手中挥舞着一把“尚方宝剑”，可以呼风唤雨，肆无忌惮。殊不知，所谓“尚方宝剑”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刺伤老师的同时也刺伤了自己。似乎可以随意进出教室，不必用功学习，自由之极，但时光也就一天天白白流过，既无知识，更不专长，徒留下诸多遗憾。

在这种情形下，中学校园里不可能有“文学社团”生存的空间。记忆中，只是在1972年的暑假里，短暂地和几位同学自发成立过一个学习小组，但主要是复习功课，做做假期作业，如此而已，谁都没有想到去练习写作，更何况做一个文学的梦。

虽无文学社团，我却幸运地拥有了另外一个天地，开始了最初的写作。

或许属猴缘故，本人自幼就爱欢蹦乱跳，小学时就总被老师相中，安排演出文艺节目。进入中学，仍沿袭这一“嗜好”，成为学校文艺宣传队的一员。学拉二胡、吹笛子;学唱京剧、跳舞、打快板……暑假时，宣传队还集中住到学校，离家里其实只有二百米，却也煞有介事地睡在教室里不肯回家。

1972年，家乡随县归属襄阳地区，那一年地区歌舞剧团来我们学校招一批初中学生去培训，叫做“样板戏普及班”，我居然被选中，去扎扎实实地正规学跳芭蕾舞。结业时，我的角色是跳《白毛女》中的大春，与扮演喜儿的女同学跳双人舞。我的资质显然还是不够，结业后未被留用，我又回到学校继续学习。不过，我也没有离开过学校文艺宣传队。

乐器没有学会，跳舞只是业余，写作却一直让我迷恋不已。无形之中，文艺宣传队却成了我大胆练习写作的最好场所。

那时的学校，上课基本处在可有可无状态，这就为我们宣传队提供了更多的唱唱跳跳的时间。每到下午三四点钟，大家就集中一起，开始了欢快的娱乐。学校文艺宣传队当时的主要任务，每逢节日或庆祝活动，就要在校园演出，或者赴工厂农村军营慰问演出等，这种场合，总是需要排演一些应景节目。

年少如我者，居然不自量力地每天都在写写画画，歌词、对口词、三句半、快板书……什么都写，我这个小作者，后来更成了写作主力。在这样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感到枯燥、厌烦，而是总是充满快乐。到了高中一年级，胆子竟然大到把《解放军文艺》上的一篇描写红军生活的短篇小说《南瓜的故事》，改编成小歌剧，由辅导音乐的江舜华老师谱曲，交宣传队排练并演出。高年级的同学开我的玩笑，叫我“小作家”。虽不知“文学”和“作家”为何物，听到这样的称谓，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所谓写作，不过是把报章上的时事与政治口号，与慰问对象的特点综合起来，改编成押韵的句子而已，谈不上任何文学性。但在一个文化被阉割、教育被扭曲的年代，对于我，这却是接近写作、练习写作的唯一途径。这样的写作，让我的生活充满新奇，少年的经历也多了色彩。

作家的写作重在历史良心与社会责任，不可掉以轻心。中学生则不同，写作首先应该让他感到快乐，由快乐而亲近，由亲近而互相拥抱。

中学四年匆匆走过。十八岁那年，我高中毕业，下乡到大洪山的宋家茶场。一群知青与茶农们一起开荒、修水库、种茶、采茶、炒茶……在茶场期间，写作依然伴随自己。在写作中，我享受着快乐……

现在想来，对一个中学生来说，兴趣的培养或许远比水平的高低更为重要。写作应是促成个人全面发展的快乐因子。写作如果不让人感到愉快，而是令人发怵，甚至望而生畏，那还有什么意义?又焉能吸引学生迷恋其中?

(来源：中国社会报20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