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侃理《秦汉里吏与基层统治》，则由“乡”到“里”，聚焦秦汉帝国统治末梢即游走于体制内外的里吏，核心的问题仍然是国家控制与基层自然秩序之间的矛盾与调适。作者由西汉中期循吏政治推行所导致的里老趋向差役化和卑微，指出国家将社会领袖纳入官僚体系的政策是失败的。就指出基层制度设计与实效之间的反差这一点来说，与前文大体一致。作者认为社会领袖通过从官僚体系中获得的社会地位，更牢固地控制着地方，这是汉晋之际政治、社会结构最显著的变化。这是从基层社会的微观剖析去观察朝代或时势更替的宏大命题。而且，作者通过讨论秦汉国家权力在基层展开的形态和演变历程，对晚近学者热烈讨论的皇权是否“下县”以及西方学者提出的“个别人身支配”问题也有回应，体现出鲜明的理论关怀。
社会领袖通过从官僚体系中获得的社会地位，更牢固地控制着地方。
这句话对我而讲实在是振聋发聩，从周秦之际到现今，很多表面问题的微观机理之一就是这个，谁能获得社会地位以及获得社会地位的方式和过程：贵族制以及瓦解，世家大族的形成，唐宋间士族庶祖的接力，宋明以后庶祖士绅的性质，以及后来的等等。留着以后有时间详细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