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迟雨

5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灵活就业人群的职业难题，明确进一步解决措施，包括研究制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措施，推动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社保的户籍限制，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等。

目前，全国灵活就业人数达2亿人。灵活就业已经成为我国劳动者就业的新形态，也是不少人增收的重要渠道，包括快递物流人员、家政人员、网约车司机、外卖人员、网络平台直播主播等。类似新业态的参与者越来越多，他们的劳动为大众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时也改善了自身收入状况。

随着新就业形态不断发展壮大，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护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民生问题。

前不久，北京人社局一位副处长体验了一天送外卖的工作，成为焦点事件。这位副处长一天整整工作了12个小时，接了5单，赚了41元。最后他累瘫在马路牙子上说：“太委屈了，这个钱太不好挣了”。

副处长的体验让外卖小哥的种种不易得以呈现，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让公众看到，尽管法律应该为所有劳动者撑起权益保护的屏障，但某些新业态的从业者几乎是处于“裸奔”的状态。

由此可见，灵活就业市场持续扩大固然是可喜，但阻碍其健康发展的瓶颈也不能忽视。

以外卖小哥为例，中国社科院调查显示，我国注册外卖骑手人数已超过千万，但受访外卖骑手六成以上没有社保。一个已经发展多年、从业人员如此庞大的行业，至今存在着巨大的劳动合同真空，这样的行业生态能被认为是正常？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已经明确提出“要用机制性的办法来解决可能出现的职业伤害”。

怎么解决？从本次国常会发出的信息来看，一是明确政府责任，二是强调要循序渐进。 这无疑是可取的思路。

在灵活就业者“裸奔”的问题上，一些平台成为众矢之的，公众的愤怒肯定有合理的一面。副处长在体验外卖工作之后，曾咨询外卖平台代表。平台方面表示，这些外卖员都不是平台员工，属于外包关系。公众质疑：骑手不是自己员工，无权享受社保，但是既然如此，平台为什么可以罚钱？

资本的逐利性摆在那里，但是也应该看到，平台之所以振振有词为自己辩解，根本原因在于，这是新业态暴露出的新问题。过去新业态刚刚发展的时候，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在那里了，只是没有吸引大家的关注而已。

平台和骑手的关系应该如何界定，不能单凭义愤。一个平台上注册的外卖员可能会达到上千万人，但活跃的也许只有几十万，如果要求平台为所有注册的外卖员缴齐社保，既不合理，也可能摧毁一个行业。

正是基于这一点，国常会要求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试点做好了，积累了经验，证明解决方案既有利于保障劳动者权益，又不至于对行业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到时再到全国推广，才是稳妥的办法。

为稳就业，每年财政都会投入巨额资金。既然参与新形态就业同样是在为稳就业做贡献，那么政府当然也有必要为灵活就业者提供兜底保障。为新业态里的真实就业者发放一定的社保补贴，相信是可行的。

不让灵活就业者继续“裸奔”，关系稳就业大局，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和企业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作者系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