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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大”现象的泛滥源自于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和公民权利能力的短缺。由于抗争者大多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因此只能通过不定向的资源动员提高其在抗争过程中的地位和势能。抗争人群动员最大化是“闹大”的身份性标签，对外部资源的动员是闹大最重要的特征，抗议者的数量能产生力量，集体抗议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支持者的规模。通过激烈的动员打破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结构，暂时性地重建了社会抗争的情境，形成了促使相关问题得到解决的契机。综上所述，“闹大”三个核心特征分别是“原子化”抗争、规模化动员和指向党和政府高层的诉求路线。

上海X小区居民抵制养老院入驻事件

嵌入式养老院是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有机整合，即以社区为载体、功能嵌入和多元运作方式嵌入为理念，整合社区周边养老服务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个性化、便利化养老服务，实现老人养老“离家不离区”的目标，家与养老院之间“一碗汤的距离”，满足老人的心理需求，具有情感优势。建立更多的嵌入式养老院，也已经被列入了上海“十三五”期间养老目标规划。

经过前期的市场调研，上海C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计划将ZJ路3531号（原为上海某厂招待所）改建为养老院，并请求政府给予政策支持。2014年5月30日，经P区重大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牵头，拟建“YJ第二养老院”修缮工程项目协调会召开，明确了该养老院性质为公办民营，以装修程序进行报审。项目占地面积5200.3平方米，共有四幢建筑，总建筑面积8730.57平方米。项目预计投资3000万元，建成后养老床位数约291张，养老院项目正式通过建设审批。养老院的嵌入位置较为特殊，位于X小区（中产阶层居住的高档商品小区）与Y小区（低收入阶层居住的老旧小区）中间，养老院的规划建设给两个小区居民均带来了直接影响。该小区建于2002年，属于中高档的商品小区，目前市场价位是7～8万/平方米，小区建设面积比较小，三栋楼共269户近千人。综合地理位置和房价可以看出，小区居民是绝对的中产阶层。从居民组成结构来看，绝大多数为高级白领、教师、律师、公务员，居民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另外一个居住区是已经有50余年历史的Y小区，为低矮棚户区，居住人口上万人，为典型的低收入人群聚居区。

短暂的自发式抗争阶段

2015年3月，建设项目开始施工建设，在这之前并没有告知周边居民；2015年4月份，小区一位业主已经与买主达成了买卖意向，就在交房前夕，对方突然提出房子不要了，原因是小区旁正在施工的项目是嵌入式养老院，而在这之前小区居民却毫不知情。

该业主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迅速发布了“致业主的一封信”，对于养老院悄然建设一事进行了披露，周边小区居民在得知后情绪激动，强烈抵制。从5月开始，部分居民多次有组织地来到街道和区政府办公地点集会、表达诉求，居民也在小区内部和周边悬挂和张贴“反对在居住中心建养老院”、“反对侵害业主权利”、“民族风俗理应尊重”等横幅。

C公司发表声明：为了方便周边居民，建设公司承诺对项目功能布局做调整，不设太平间或临终关怀场所，增设敬老日托、助餐服务和文化娱乐等功能，社区卫生中心还将在这里设点。但是很多民众要求，养老院要停建或者搬迁，所以抗争活动依然持续。

民众的组织化抗争阶段

民众自发式抗争行为出现伊始，政府及时出场，给予了回应。鉴于民众自发式抗争的无序性以及沟通的低效性，街道建议民众推举代表来表达诉求，最终来自X小区的6人被推举为代表，被推举的代表们除了代替民众表达诉求之外，也想方设法组织民众进行理性化抗争，避免无序的群体性抗争。

进入组织化抗争阶段后，X小区的中产阶层居民则几乎全员参与了抗争活动，而Y小区低收入阶层的居民逐步淡出直至完全退出了抗争活动，参与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收缩。组织层通过价值层面与现实层面等多种方式对X小区的居民进行了最大化的动员和资源调动。

迫于压力，项目所在街道与C公司协商一致，该项目自5月6日起暂停装修。此后街道与区民政局、区房管局、区建交委等部门多次召开座谈会和协调会与居民展开沟通，C公司和街道办事处分别发出了《告广大居民书》，发到每家每户，将这些情况告知大家，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民众的以法抗争阶段

在多轮沟通无果的情况下，C公司顶着压力重新开工建设，于2017年7月基本完成装修建设工程。与此同时，小区居民也在继续推进零星的抗议行动。特别是有部分居民了解到ZJ路3531号没有产权证、存在装修超越施工许可等情况，上述信息也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的确认。随之，居民对建设公司和多个政府部门提起了法律诉讼，诉讼最终被法院受理。抗争民众通过多种渠道调动资源，包括诉讼材料的收集和诉讼费用的众筹。

反对养老院建设的过程中，X小区的中产阶层主导了整个抗争过程，呈现出理性化、法制化的特点。耐人寻味的是，人数占有绝对优势的Y小区的低收入阶层逐渐默契地退出了集体行动。

房价冲击———抗争动力的强心剂

对于小区居民而言，朴素的生死观是其基本文化价值层面的核心内容，而房产价值无疑是现实层面的核心利益之一，学界研究对于中产阶层的界定也是围绕财产这一核心指标展开。从集体行动研究议题来看，国内学者通常将业主身份看成是中产阶层的重要标志，特别是研究业主的集体行动时，更是将业主阶层视作是中产阶层的同义词[24]。对于中产阶层而言，拥有房产价值是其社会阶层定位最重要的标签。特别是对于上海居民而言，房产无疑是其最为关注的议题。

前文提到，本次集体行动的触发点就是养老院对于房产价值的冲击，所以这也自然成为动员信息的重要部分：“上海的房价在大涨，P区的房价也在大涨，唯独我们小区的房价在暴跌，所谓养老院的‘正能量’已经导致我们每家每户财产的负增长。有人需要政绩的盆景，却逼着百姓来买单。多年心血打拼所得的房产，转瞬间封上跌停板，这是天灾，还是人祸？”（X小区动员海报部分内容）

房价问题引起了业主的巨大共鸣：“现在房子这么贵，当时看重这个小区的地理位置，几乎是倾家荡产买了这个房子，养老院进来肯定影响小区环境，房价肯定下跌，这个我们绝对不能接受。”（小区居民X13)

“我给你算一笔账，我们这里将近300套房子，每套房子损失五十万的话，你算一下多少钱，现在来看还不止五十万呢。”（小区居民代表X15)

虽然高风险高污染性设施存在显性污染风险，但是对于其风险认知是见仁见智的；而对于嵌入式养老院而言，隐性的精神性污染却是内化的，再加上价值冲击与现实房价冲击的双重叠加，民众极易形成同仇敌忾的抗争共识。

“法律诉求”指向而非“政府层级”指向

引起高层级政府或者领导人的关注是“闹大”的直接目标，这也是“闹大”除了粗放式动员模式之外第二个最为关键的特征。本案例在抗争初期同样经历了短暂的“类闹大”式抗争，主要是小规模人群自发到街道、区政府表达诉求，但是最关键的是，集会抗争过程中民众表现得较为理性、克制，坚决杜绝了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

“以法抗争”———民众抗争的诉求指向性共识

“以法抗争”是于建嵘基于我国农民抗争逻辑提出的，核心意涵是以法律政策作为抗争的武器，而“以法抗争”也成为X小区业主的根本性共识。小区业主撰写了完整的材料，对养老院建设方及多个涉嫌违法的政府部门提起了法律诉讼。前文提到的小区民众对于诉讼费众筹的积极响应，也显示了其对于法律诉求导向的认可与支持。

政治机会结构的相对开放性

(1）政府的及时出场。自媒体时代下的集体行动必然是网络舆情发酵的结果，线上线下链接的缝隙为政府的及时出场提供了契机。案例中相关政府部门及时掌握了舆情导向与民众诉求，第一时间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治理策略。“硬”的方面主要是通过对舆情的监控等方式，杜绝恶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软”的方面主要是与民众当面沟通，特别是认可组织层的合法性、听取民众诉求，组织层成为民众表达诉求的统一出口，杜绝了“原子化”抗争局面的形成。这一案例也说明政府应对集体行动的治理理念和治理策略正渐趋成熟，及时出场与正面回应也彰显了政府的自信。

(2）民众的建设性回应。政府的及时出场特别是开放性姿态，对于民众的态度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合理合法的表达诉求成为了民众的共识：抗争整个过程中，“别闹大”成为民众共识性抗争方式。

(3）精英群体的润滑作用。体制内外的精英团体关系也是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重要解释变量，这一案例中，党员作为体制内的精英群体为民众理性的抗争活动赢得了空间。几位老党员业主的挺身而出保证了集会过程的克制、有序，后续抗争过程中亦是如此——主要采取了法律途径表达诉求。这也是政治机会结构开放的另外一个方面。

部分资料来源：王奎明，韩志明，“别闹大”：中产阶层的策略选择——基于“养老院事件”的抗争逻辑分析，公共管理学报. 202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