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拾柒

十多年来，我国的人口形势开始出现所谓的“拐点”，这直接促成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多次调整。

2000年，政府出台了“双独二孩”政策，即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2013年，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就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单独二孩”政策依法启动实施。2016年，又推出了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全面二孩”政策。

一些专家预测，完全放开二胎将引发“婴儿潮”现象，甚至建议他们要做好准备，抑制人口增长过快。但这些担忧似乎是多余的，实际情况是，生育率非但没有呈“井喷式”增长，反而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从计划生育到放开二胎，中国的生育政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在加重，直接影响了劳动人口的比例下降，养老金储备压力的增加，所以提升人口出生率也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目标。

尽管二胎已经放开，但近年来中国新生儿数量的增加似乎收效甚微。据统计，2017年全国新生儿数量为1723万，2018年下降200万，2019年下降1465万，出生率下跌到了10.48%。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也许在几年内，中国新生儿的年增长率可能会下降到1000万以下，老年人的比例将会持续上升，这将导致中国人口的负增长。

人口急剧下降，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趋势。随之而来的是基本已经用完的人口红利，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和社会保障压力的增大。

最后，在辽宁吃了“第一吃螃蟹”之后，各地政府也按奈不住纷纷表明了姿态。例如，天津对符合二孩政策的职工增加30天生育津贴。湖北、新疆等地区更直接受到现金补贴的鼓励。

不过，就现在各省市已有的生育二胎鼓励政策来看，主要着重于产假的调整和小额经济补贴的发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鼓励生育，而是一种放开后的“关照”，相对于养育一个孩子的付出简直是杯水车薪。所以，面对这样的政策，大部分人都持有观望的态度。

很明显，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国家仍然需要提高出生率。2020年10月，国家在这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制定长期人口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使其更具包容性。

也就是说，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的生育政策可能会再次出现重大调整，其中鼓励生育会是一种“新趋势”。在鼓励方面，许多人看到了恒大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的一个建议：放开三胎。

恒大研究院的任泽平在他的报告中表示，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先前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结果，并大幅低于反对放开生育二胎的预测结果。先放开三孩既符合民意、给予家庭更大的生育自主权，也能缓解保守派对全面放开生育导致人口暴增的担心，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长是改革的传统智慧。

三孩政策的放宽鼓励了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继续生第三个孩子，这样国家的新生儿数量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然而，在许多人看来，三胎政策放开容易，但真正要鼓励一个家庭生三个孩子，实施起来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毕竟，多生一个孩子就多一份开销，现在大家的生活成本那么高，多生一个孩子就会多一份经济压力，所以可能即使三胎政策真的放开了，有了二胎的家庭也不一定会生三胎。

如果三胎政策效果不佳，如何鼓励生育？

有一份数据值得关注，在2019年出生的1465万人中，二孩占比高达59.5.二胎生得比一胎还多。这说明二胎政策确实增加了国内二胎的数量，但是近几年国内新生儿的数量还在逐年下降。

显然，近年来中国新生儿数量每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一胎”上。许多人倾向于晚婚晚育，甚至不结婚生子，这就是中国新生儿数量逐年减少的原因。

因此，在制定“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的新趋势中，真正的“焦点”应该是鼓励没有生育的家庭生孩子。在这方面，生育观念，经济压力就需要得到解决。只要能提升“一胎”的出生率，中国人口出生率才会整体上实现增长。

与此同时，刘瑞明教授指出，在提倡全面放开生育的同时，还需要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做出切实的改革。不然，即使全面放开生育，也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并且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改革所起到的效果是“一石多鸟”的，这些领域本身就构成了现在经济发展的“瓶颈”，对于这些领域的改革可以直接创造巨大的增长效应和就业效应，如果再配上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人口、就业、财富创造就自动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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