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法人》 傅国涌

何谓大企业家？也许这个称号如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味着巨额个人财富以及强大社会影响力。但百年前的一些民族实业家，则以实践证明：企业家并不等同于资本家。他们和自己的企业血脉紧紧相连，是企业的灵魂、核心、精神领袖，甚至是企业生命的源泉。他们给企业提供的是头脑和动力，企业已与他们的生命合为一体。

以张謇为代表的第一代企业家，他们对品牌、责任、技术、管理、团队、文化、公益的探索和实践，让人惊奇地发现，中国工商业曾发展到如此进步的程度，出现过如此科学和民族的管理方式。他们的实践为推动社会进步提供了一种充满启发性的思路——不奢望，不幻想，温和而执着地改变社会。

▲2017年6月12日，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话剧《张骞》在南通更俗剧院首演

第一批民族实业家崛起

上世纪80年代末，曾做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曾在一本书中惊人准确地预言，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最具象征性的，将不再是国营钢铁厂中辛勤劳作的产业工人，而是掌握了高技术、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的工商企业家。

中国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企业家群体在一轮轮追求财富的大潮中愈加凸显，不仅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而且拥有更受社会关注的话语权。 与之相伴的，发财术、掘金术泛滥，畅销书的字里行间都在教人“一夜暴富”，媒介热衷营销那些未经沉淀的当代新财富神话，四处弥漫着金钱的气息，满足于人们的各种发财欲望，犹如打开了所罗门的魔瓶。

不过，经济繁荣并不必然孕育出一个健康社会。如果缺乏信仰和精神支柱，无论手里攥着多少财富，都是浮浅的，苍白的，没有底气的，难以足够的勇气和能力承担起国家的未来。前些年，当听到个别企业家呼唤工商文明时，意味着有人开始思考比利润、金钱更深刻的问题了。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由于本土资源的匮乏，人们习惯把眼光投向异域，西方一流企业家的作为和表现往往成为挂在嘴边的话题。在讨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精神背景和企业家意识时，参照体系常常来自横向的外部世界。但是，纵向地追寻中国自己本土的企业家传统，挖掘那些在幽暗历史长河中熠熠生光的经典范例，应当是最具价值的探索。

长期以来，中国属于典型的农业社会，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商”居末位。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才滋生出近代工商业的雏形，而真正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阶段是19世纪末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容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任意设厂，极大刺激了当时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商人，清政府也从那时开始允许民间办厂。“实业救国”“兵战不如商战”，正是那个时代具有前瞻思维中国人发出的沉痛呼声。

自此，中国第一批民族实业家开始崛起。从1895年状元办厂的张謇到1938年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的卢作孚，中国商人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几代企业家经历筚路蓝缕、白手起家，平地起高楼、聚沙成塔，在中国的南北东西建起一个个工厂、报馆、出版社、银行等。他们没有资源优势，所能凭借的只是自己的诚实、勇气和努力，在短时间内开启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工商文明。

如果从洋务运动算起，中国的企业史已有近160年，即使从 1895 年算起，也有125年了。这些近代中国商人的情怀、追求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值得进一步探究。中国企业家的“根”到底在哪里？从中国近代工商业史中，也许能够找到答案。

追寻本土企业“商魂”

我们在讨论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时，常常会想到“路径依赖”这个说法。走向国际市场的新兴企业家“追根”的时候，常常聚焦于徽商、晋商，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更是被津津乐道的典范。他们的经营技巧、商业智慧以及和官场打交道的能力，都成为人们学习的样本。杭州的胡雪岩故居、胡庆余堂，山西太谷、祁县等百年老宅，几乎都成了朝圣的地方。

不过，这个“根”实在是追错了地方。尽管近代大商人把生意做得很大，可以富甲天下，也形成了自己的商业传统，其中蕴含的“诚信为本”理念更是值得肯定，但其毕竟产生于一个封闭社会中，且绝对依附于皇权之下，缺乏自身独立性。换句话说，封建社会的商人并非将经商作为终极追求，大多是仕途无望而不得已的选择，最终向往、膜拜、在意的还是那个“红顶”，“官本位”思想不可超越。

只有到了晚清，大时代变革开始来临，洋务运动兴起，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外国企业在中国通商口岸纷纷生长起来，洋货占领市场，极大地刺激了国人自办企业、寻求救国之路。特别是经历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变局，皇权衰微，甚至连朝廷都公开奖励投资工商业，不惜以子爵、男爵奖励投资者，并且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障企业创办和经营，此时才出现新型近代工商业以及新型企业家阶层。

比如，创立湘军、帮助清廷平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号称“中兴名臣”，功高震主，显赫一时，也不过得了个侯爵；长盛不衰的李鸿章也只是个伯爵。而到了晚清，一个商人凭借投资办企业就可以得到子爵、男爵，光宗耀祖。这对于一个“官本位”根深蒂固的民族，是前所未有的突破。

与此同时，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由此产生出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几乎与企业家阶层同步出现，在晚清民国的半个世纪中同时崛起，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力量。这批知识分子成就了近代报业、出版业和新式教育（从大学、中小学到职业教育）；企业家开创了工厂、现代商业和银行。许多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具有深厚友情，北大校长胡适还担任过天津久大盐业公司的挂名董事长，原因就是他和化学工业奠基人范旭东之间的交情。

回顾中国本土企业家传统，探寻近代中国商人在历史长期积淀下传承的精髓，比盲目寻求西化解决方案，要脚踏实地得多。

实业救国以“淑世”

晚清以来，几代企业家经过风雨沧桑、风云变幻，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印记各具特色，中国传统企业家精神也渐渐清晰浮现——这个独特传统内核就是实业救国。以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等为代表的商人，都是近代以来实业救国的典范。

可以说，实业救国是一个时代的风气，并非个别人的选择。法国学者白吉尔曾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有个著名论断：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的中国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

不断求新、求大，追求新工艺、新技术、新机器，把企业一个变两个、变三个。从荣家兄弟、刘鸿生、卢作孚等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特点。“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宗敬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经典范例；“我的全部理想只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 ，这是被誉为“中国火柴大王”和“毛纺业大王”的刘鸿生，晚年回顾平生时的宣言。

另外，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船上的设备包括无线电台等在当时都是领先的，投资同时涉及许多不同领域。其办企业的目的不是跳板、敲门砖，而是当作一种独立行为。以拥有最高价值为目标，由此产生永不枯竭的动力，推动自身前行，而不是在已有成就上停下来享受。

回顾历史，任何一家成功的近代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都离不开制度建设。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其真正发扬光大是从杰出出版家张元济进入开始的。他的抱负是扶助教育，同时还有一个愿望——要“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他戏称自己是制定规章制度的“专家”，亲手制定了大量制度，从企业运作、财务管理、人事进退、奖惩到职工福利，甚至包括困难职工子弟的教育补助等，都有一系列完善的规定。

比起这些有形规定，更重要的还是张元济以“身体力行”提供示范。他请客从来都是公私分开；他主张高层管理者子弟不准进公司，他儿子张树年留美归来想进商务印书馆被拒绝。可以说，商务印书馆保持出版业领军地位，且获得进一步发展，与较早建立科学有效的制度密不可分。

与此同时，民国时期著名棉花专家穆藕初创办的德大纱厂也较早引入了科学管理法；卢作孚在民生公司也强调科学管理，而且落实到每个细节上；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之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也是手定大量章程制度。自此，制度建设在近代中国遍地开花。

另外，保持独立性，也是近代实业家留下的一个不能忽略的传统之一。从晚清到民国，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商会经历“孕育”到“勃兴”，在中国社会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晚清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反对曹锟贿选，九一八事变后呼吁宪政、一二八事变、抗日战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商会人士活跃的身影，站在时代前沿发声。

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商会具有相当自主性，其领导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当选者具有相当代表性。即使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商会、工会之类的社会组织也没有完全失去这种独立性。

潜沉务实以“润身”

无疑，承担社会责任是近代中国商人的“烙印”。从造桥修路到捐资助学，近代企业家对公益事业的热忱始终受到社会舆论的肯定和历届政府鼓励。比如，张謇自述办实业的动机是为了教育，他从开办第一家大生纱厂到二厂、三厂，到铁厂、油厂、面粉厂、印刷厂、轮船公司、垦牧公司，都是以实业为支点，以实业为母、教育为父。之后的办师范、大学、普通中小学、幼稚园甚至建博物苑、图书馆、气象台、剧场、公共体育场，以及育婴堂、养老院、济良所、残废院、医院、公园等大量慈善公益事业，几乎都是“以企业办社会”的样本。

张謇在南通建设的“新新世界”试验田，也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的模范城。因此得名“张南通”，名副其实。张謇不仅奠定了南通一隅的现代化基础，同时以他创造的“南通模式”直接影响了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人，间接影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紧随其后，荣家兄弟在无锡创办了一系列的小学、中学、大学、公园、图书馆，修建桥梁、公路等，对于无锡的贡献不可小看；卢作孚主持的重庆北碚建设，几乎就是对“南通模式”的另一个“翻版”。他在建设北碚之初，一方面修公园，整顿匪患；一方面开办工厂、矿产，学校、图书馆、电影院，甚至建立中国西部科学院，俨然又是一个“以企业办社会”的样本。

由此可见，一部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军阀、枭雄、权势者和革命者书写的，也是坚持“实业救国”的工商界人士书写的。从本质上看，后者往往更具有建设性，留下的“精神遗产”也更为实在和具体。

在追寻中国企业家的内在精神实质过程中，笔者发现有许多地方都是“因厂成镇”，比如大生一厂所在的南通唐闸镇、大生二厂所在的启东九隆镇、大生三厂所在的海门三厂镇，地名直接称为“三厂”；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办化工企业，把一个荒凉渔村变成了繁华的华北工业重镇。永利南京錏厂所在的大厂区以前就叫大厂镇，退休老职工今天仍以“亚洲第一大厂”自豪。

上述都是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范例，试想中国企业家也曾依靠一己之力，成为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中国近代企业家的作为早已超越一般做善事、关心公益的层面，而是推动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张謇以30年的时间致力于实业、教育、宪政和地方自治，被人赞誉为“中国现代化之父”；卢作孚曾经直截了当地提出超越商人自身诉求的现代化目标；荣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在念，“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内涵，远比我们所认知的更加深刻，闪耀着大智与大义的光辉。

本文作者系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关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本文刊载自《法人》杂志2021年2月第204期文化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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