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占13.50%，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63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峻。
基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等多方面原因，我国目前尚未形成系统完备的社会化养老体系，因而可以预见的是，家庭化养老在未来仍会是养老模式的主流。
相比较基础设施完备、养老制度较为成熟的城市，我国农村居民的家庭养老既缺乏充分的物质条件兜底，又面临农村环境下复杂的人文因素带来的多重干扰。这些积存多年的现实问题，在农村特定的生活环境下，极易演变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现象
——不孝。
比“旧不孝”更扎心的“新不孝”
需要说明的是，农村孝顺的“标准”与城市是存在较大差别的。
在城市居民的观念中，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既包括对父母衣食住行的照顾，也包括精神生活的陪伴，而在国内很多农村地区，孝顺往往只意味着对老人管吃管喝，保证基本的生活，而很多在城市观念看来“远不及格”的做法，在农村中却不会被视为问题，甚至会被视为孝顺的表现。
如果我们理解不了这种城乡观念造成的话语评价体系的差别，我们就很难从农村的视角去解读当前农村不孝的问题与本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我国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是以牺牲农村作为代价的，这客观上导致了城乡二元发展格局下巨大的城乡差距，留守儿童、农村空巢老人等社会现象也随之产生。
这些表现于农村教育、养老问题的时代特征，最终催生出了区别于“旧不孝”的“新不孝”。
“旧不孝”指的是在传统认知下农村存在的不孝现象，主要有以下表现：
（1）不管老人生活，老人衣食无着；（2）对老人打骂呵斥，动辄拖拉硬拽；（3）老人生病，子女不照顾，只为老人尽快去世，好“省钱”；（4）老人出钱给子女盖新房，子女却要老人和自己分居；（5）子女之间互相推诿养老责任，在分家时争吵不休；
而“新不孝”则是农村基于城乡差距产生的不孝现象，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过年不回家，只寄钱回家，或者扔下钱就走；（2）父母进城帮忙带孩子，反倒处处被嫌弃；（3）自己掏空农村老家三代家底买房，老人仍住在乡下老屋危房；（4）子女争抢赡养父母，实则是为霸占老人养老金与生活补助；（5）对老人薄养厚葬，生前不好好照顾，丧事大办特办；
可以看到，“旧不孝”是不带伪装的不孝，往往还伴有对老人的肉体伤害，这在村民眼里，是会被戳脊梁骨的；而“新不孝”则是表面上看起来尽到了责任，实际上对老人造成的伤害往往会被外界忽视。
在“新不孝”面前，老人的心痛只能深埋心底，晚景凄凉也只能独自消化。“新不孝”这种似是而非的孝顺，往往要比“旧不孝”更扎心。
为什么总是农村？
不孝顺并不是农村所独有的社会标签。只是相比较城市，我国农村的不孝现象往往更为普遍。
为什么不孝现象在农村会广泛存在，这其中蕴含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笔者曾走访过各地诸多农村，同时也采访了大量来自农村，如今工作在城市的农村人群，从调研的结果来看，我国农村不孝现象广泛存在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农村贫穷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无论是农村的留守儿童还是空巢老人，其形成的根源都是城乡差距过大，农村经济发展脱节。进城工作的多了，“新不孝”高发；而留在村里，家庭物质生活贫困，则“旧不孝”难除。仓廪实而知礼节，试想，倘若子女的生活都难以为继，又如何能照顾好老人？
（二）城市父母有退休金、养老金能“高薪养孝”，农村父母则无奈成为子女“累赘”。对于城市生活的大多数老人而言，其较为丰厚的退休金和养老金多会贴补子女的家用，自身有经济基础，子女也乐意照顾，老人便能安享晚年。而农村老人绵薄的养老金难以弥补子女的现实支出，因而在农村老人患病，子女不为其治疗的恶劣现象时有发生。
（三）经济全面小康，但是村民观念还未脱贫。家庭教育的松懈与落后，落后习俗与现代道德的摩擦，是催生农村不孝现象的一个内在因素。如按照农村习俗，女儿出嫁后不能参与家产分配，而兄弟之间推诿责任，女儿照顾父母又容易招来猜忌，矛盾不断。
（四）地方政府工作难以顾及。农村因其地域和文化特征，治理模式与城市存在明显的差别。村大队往往既要负责农村生产，又要负责农村日常行政工作，相关人员数量不足，素质也难以保证。而作为农村领导的乡贤往往又难以厘清传统问题与现代观念之间的深层差别，最终导致既“管不到”，又“管不了”，还可能“管不好”。
（五）农村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情裂痕难以弥合。农村原生家庭对子女造成的精神伤害，往往是让子女与父母不断疏离的直接推手。父母与亲戚的道德绑架，对进城工作子女的无休止索取，亲情在利益纠纷中不断撕裂，甚至会将父母与子女推向敌对的两极。
（六）老人少有维权，或者不会维权。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老人不忍心维权，毕竟是自己孩子，于是就忍了过去；一种是老人被逼无奈，直接报警，最终子女与老人矛盾激化，而民警毕竟不能长期“驻扎”在老人身边，民警一走，老人的处境更加不堪；而最后一种，则是老人不懂法，根本没想过维权能解决问题。
润物细无声，另一种答案
本世纪以来，我国各地的乡建工作在稳步前行，摸索出了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新路径。这里有两个关于农村养老的案例可供参考，一是互助养老制度，二是安徽南塘村“从哭着维权到笑着乡建”。
互助养老制度，顾名思义，是由村政府将某处房屋选为互助养老点（或村民捐钱筹建），养老点包括厨房、餐厅、卫生间、图书室等设施，参与互助养老的老人每月缴纳200-400元的费用，由养老点统一为其准备每日用餐，以及对老人白天的一应照料。虽然当前存在资金压力大等问题，但随着当前农村人口逐渐回流，共享经济、合作农业等生产模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互助养老制度的运行问题也逐渐得到了缓解。
互助养老制度好在哪里？简单来说，就是既能降低每家每户的养老压力，又能让老人拥有一定的社交空间，弥补精神孤独。同时，也为生活贫困的孤寡老人提供了现实可行的养老保障，即便是子女不孝，老人也能有物质基础兜底。简言之，便是：养老设施共建，养老资源共享，养老风险共担。
南塘村支农大学生进村
对于农村存在的不孝问题，前往安徽南塘村支农的大学生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在过去，南塘村的老人遭遇不善对待，无奈之下往往会求助当地派出所，而在派出所介入后，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矛盾反而进一步被激化。
参与支农的大学生在对南塘村进行广泛调研后，想到了“褒奖好的而使不好的害羞”的操作办法。学生们把南塘村的老年人组织起来，由老人投票，评选出南塘村 “十佳儿媳”。然后由学生集资，买了大红花和奖状，以及毛巾、脸盆等生活用品，和村民一起敲锣打鼓地送到被选出的“十佳儿媳”手里。
而获奖的儿媳们都是放着鞭炮迎接奖状，且将这些奖状贴在堂屋正中央。这种发掘榜样、宣传榜样、奖励榜样的举措，最终让南塘村的风气得以扭转。这一做法也被总结为“从哭着维权到笑着乡建。”
以上两种思路何尝不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尝试？无论是互助养老制度的共享理念，还是南塘村大学生用扬善代替惩恶，最终都有效解决了农村不孝的问题。
如今，我国农村地区在经济上实现了脱贫，往后还要实现观念上的“脱贫”，而治理在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不孝问题，则是农村观念脱贫中必然要打的一场“攻坚战”。
这场攻坚战，不一定需要多么轰轰烈烈。润物细无声，未尝不是一种答案。
正如南塘村的成功尝试，惩一万个“恶”，有时候还不如扬一个“善”。
当那些不孝顺的人感到羞耻时，其实，我们就已经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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