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被关押近十年的溥仪特赦出狱,对于一般的犯人来说,出了监狱意味着重生和喜悦,可对溥仪来说,出狱后,也只不过是换个地方生活。
他的母亲早已去世,父亲也在1951年走了,最后一个妻子李玉琴也在1956年跟他办了离婚手续,可以说,没有亲人等着他回家团圆了。
那些名义上的弟弟妹妹们,没有几个欢迎他“回家”。
溥仪
此次特赦的犯人,加上溥仪一起一共有十人,临出狱前,所长把溥仪交给政府的那些珠宝中,拣出了一块法国金表交给他。
溥仪不肯收,并说:“这是我以前用剥削来的钱买的,不能要。”
所长说:“现在是人民给你的,收下吧。”
所长给的这块金表,也成了溥仪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
12月9日,溥仪回到了首都北京,前来迎接他的是多年未见的五妹和四弟,他们握着溥仪的手喊他“大哥”,这是溥仪在前半生中不曾听到的称呼。
而他们喊出的这一声大哥,也让溥仪感到了自己在家族中新的角色和地位。
溥仪的新家在北海公园后门北面的东官房前井胡同的五妹家里,住进来之前,溥仪一直害怕自己受到人们的歧视,他幻想了人们最丑恶的嘴脸。
可是住进来之后,溥仪发现每个人在他看来都是和蔼可亲的。
溥仪
第二天一大早,溥仪想融入邻居们,他看到有人拿着笤帚去扫胡同,就也参加了进去,他一直扫到胡同口,回来的时候却找不到家门,直接走进了陌生人的家里。
这家人看着愣头愣脑的溥仪,瞬间就明白了,便十分热情地把他送到了五妹家,接下来的几天,溥仪轮流去看望以前的亲人,还去看了二妹办起来的街道托儿所。
四妹和六妹以及七妹夫妇,溥仪都一一见了,但他最喜欢看到的,还是那些朝气蓬勃的第二代,溥仪还见到了许多旧时代的老朋友。
比如原翰林院的一位官员,再次见到溥仪时,他已经是文史馆的馆员了,因为年老和生病,他整日躺在床上,见到溥仪时也说不清楚话了,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拜见溥仪。
溥仪说:“你是老人,而且有病,应该躺着休息,我们是新社会的人,现在的关系才是最正常的关系,等你好了,一块儿为人民服务。”
溥仪
听了这话,老人脸色拘谨的神色消失了,向溥仪点点头笑着说:“我跟着你走,”溥仪说:“我跟着共产党走,”老人又说:“我也跟着共产党走。”
溥仪还见到了当年在紫禁城当过太监的一些人,他们都住进了北京市民政局为他们办的养老院中安度晚年,每次见到这些旧时代的人,他们都会对溥仪说一句话:“你回来了,你还没逛过北京呢,到各处去看看吧。”
人们说得多了,溥仪也起了对北京的好奇之心,他去的第一站就是天安门,在天安门广场,溥仪百感交集,陪同的五妹关心地问道:“大哥累不累?”
溥仪说:“不累,正因为是头一回,特别不累。”
头一回这三个字充满了他的新生活,他在皇宫的生活是封闭的,入狱后的生活也是封闭的,如今被特赦出狱,溥仪可以说是与社会脱节了。
载沣抱着溥杰,旁边站着溥仪
生活中的每个头一回都让他兴奋不已,有时甚至有些大惊小怪了,比如,他到理发店去理发,坐到座位上之后,看到旁边的人正在使用吹风机,溥仪纳闷的问:“那呜呜响的是什么?”
理发员也奇怪地回答说:“不是吹风机吗?”溥仪又问:“先吹风还是先理发?”理发员一时愣住了:“你没理过发吗?”
此时的理发师才明白溥仪从没进过理发店,他不禁大笑起来,等到那呜呜之声在溥仪头上一响,溥仪也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溥仪第一次坐公交车时也闹过笑话,而且让堂弟虚惊一场,溥仪排队上车时,看到别人都是让老人孩子先上,他也学着礼让起来,结果,他把身边的一位妇女让上车,却不知她是售票员。
这位售票员看到溥仪闪到一旁,还以为他不上车了,因此上车后便关了车门,在车上的堂弟哭笑不得,赶紧等车在下一站停了后往回跑,跑回来之后,两人看着对方的滑稽样竟哈哈大笑起来。
溥仪笑着说:“六弟,你放心,出不了事。”
载沣和溥仪
不久后,北京市民政局组织特赦后的一些人,包括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进行了一些列参观,比如一些新建的工厂以及人民公社等,历时约两个月。
最后,大家游览了故宫,由溥仪充当解说员。
这对溥仪来说是故地重游,但他对故宫的变化惊讶不已,他离开时,故宫是一派衰败的景象,而今却修缮一新,有些被盗走和丢失的字画也被买了回来。
例如那幅有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溥仪和溥杰盗走的,现在又被陈列在这里了。
在御花园里,溥仪看着那些嬉戏在阳光下的孩子,看着被修缮的故宫,他也觉得故宫如同他本人一样,获得了新生。
1960年3月,溥仪被分到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下属的北京植物园,开始了每日半劳动和半学习的生活,在技术员的指导下,他在温室里学习下种、育苗等工作,空余时间就学习或写自传。
虽然在植物园的生活很安逸,可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天,外出游玩后的溥仪突然发现从监狱里带出来的金表丢了,他觉得自己去了太多地方,金表也铁定找不回来,便打算放弃。
溥仪(左二)
谁知同层的总务员老刘知道这事后,立刻沿着溥仪游玩的路线去找,其他人听说后,也自发地去帮溥仪找金表,最后,老刘终于在一个人民公社的食堂里找到了那只金表。
当溥仪接过这只手表时,他觉得这已经不是一只表了,而是一颗火热的心。
1960年11月26日,溥仪拿到了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他觉得自己有生以来所经手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这一张纸贵重。
20年的皇帝生活,13年零五个月的傀儡生涯,14年的改造生活,一幕幕地涌上了他的心头,他忽然想起被周总理接见的情景,那是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设宴并招待了他和其他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情景。
溥仪和弟妹们
同溥仪去的有七叔载涛、四弟溥任、二妹韫和、三妹韫颖、五妹韫馨、六妹韫娱、七妹韫欢等,他们一道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七妹韫欢因和溥仪28年未见了,所以彼此之间相见而不相识。
周恩来看着二人面面相觑,打着圆场说:“怎么,大水淹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还是让我来介绍你们兄妹认识一下吧。”
溥仪(左三)载沣和弟妹们的合影
听了周恩来的介绍,韫欢冷冷地上前和溥仪握了握手,连句大哥都没喊就坐到座位上了,溥仪见七妹的态度冷冰冰,心中也是一阵酸楚,周恩来看出他的心思,连忙岔开话题,这多少替窘迫的溥仪解了围。
宴会开始后,周恩来一边给溥仪布菜,一遍与他攀谈,听着周恩来在族人面前维护自己,溥仪心里对他有着说不出的感激。
1961年3月,溥仪离开植物园,去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做了一名文史工作者,他的工作主要是处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在整理有关资料的过程中,他深深理解到“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这句话。
这年的除夕,周恩来再次设宴招待了溥仪,地点就在中南海,这次宴会十分简单,桌上放着几盘饺子,几盘小菜和紫糯米蒸的米饭,但应邀前来的溥仪一家人却感到十分荣幸。
溥仪(右二)载沣和弟妹们的合影
溥仪一家一共来了九个人,周恩来和邓颖超却能准确地叫出所有人的名字,并记得他们的工作和各自的家庭成员,正当大家聊得欢快时,邓颖超突然问起身边的韫和:“溥仪正值中年,你们为什么不为他找个对象?”
韫和有些尴尬,只能用手捂着嘴巴,压低声音说:“大哥有病嘛。”
周恩来听到后,笑着说:“噢,明白了,有病可以治嘛,他可以享受中央级的医疗待遇。”
原来溥仪特赦后,很多亲属和同事都很关心溥仪的婚姻问题,为此,有人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女朋友,但他都婉言谢绝了,这其中的难言之隐,或许只有溥仪自己才知道。
有人看溥仪拒绝多个女孩,便开玩笑地说:“老溥,可不能像过去在宫中选妃子那样选了。”
溥仪仍旧笑了笑,却没有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后来还是文史馆的同志和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工作人员,给溥仪介绍了北京朝阳区关厢医院当护士的李淑贤。
溥仪和李淑贤
李淑贤是杭州人,37岁,她青少年时代十分凄惨,6岁时,李淑贤就失去了母亲,她只能投奔在上海做银行职员的父亲,后来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很厉害,天天打她虐待她,父亲去世后,李淑贤又被转手卖给了一个阔佬做妾。
经历种种磨难之后,李淑贤再也无法忍受,她悄悄从上海离开,并转道逃去了北平一个远房寡居的表姐家,靠给人洗衣服艰难地熬过了很多年。
后来,李淑贤进入学校学习文化,接着又参加了护理班学习,结业后便当上了护士。
溥仪得知李淑贤的身世后,对她十分同情,经过几次接触,她给溥仪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李淑贤在经人介绍初识溥仪时,也曾心存畏惧。
她总认为过去的皇帝就像在戏台上那样,一个个威风凛凛,神气十足,甚至是残暴的帝王,虽然溥仪经过了改造,可是他能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呢?经过和溥仪的几次接触后,李淑贤总算放心了。
在李淑贤看来,如今的溥仪已经是一个诚实、朴实、和气的普通人了,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溥仪邀请李淑贤去看《一江春水向东流》,溥仪被剧中的情节深深吸引,当他看到男主人公抛弃妻子并迫使其投江时,竟气得跺脚骂道:“太可气了!太可气了!这个男人真没良心,逼着那么好的妻子去跳江!”
也是这次经历,让李淑贤知道原来溥仪是个善良的人,电影散场后,溥仪坚持送李淑贤回家,并在李淑贤的极力拒绝下才作罢。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溥仪又邀请李淑贤去看戏,因为那天人多,李淑贤挤了很久才挤上汽车,等到了约定地点时已经晚了,另一边的溥仪等的心慌意乱,发现李淑贤来了之后,竟开心的抱住了她。
李淑贤害羞起来,忙推开溥仪说:“你咋这么不管不顾的,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溥仪却满不在意说:“这是对你没有遵守约定时间的惩罚呀!”
溥仪和李淑贤
第二天上午,溥仪和五妹夫找到了李淑贤的家,她家只有一间小房子,地方不大却很干净,三人聊了一会后,妹夫借口告辞,溥仪却一个劲地抽烟也不说话。
很久之后,溥仪才开口说:“你知道,我是个改造过来的旧人员,满身是罪,特别是跟日本人走了十几年。更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
李淑贤说:“我觉得你改造得不错,政治觉悟挺高的,我认为历史是很复杂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主要应该向前看。”
李淑贤的一番话,消除了溥仪的顾虑,他们又聊了许多,并在无形之间拉近了二人的距离,由此进入了恋爱阶段,溥仪也对她越爱越深。
一次,李淑贤生病了,溥仪天天来看她,有一次他看着病床上的李淑贤,竟心疼地哭了起来。
李淑贤和溥仪
后来溥仪发烧卧床,李淑贤拎着东西来探望他,溥仪便借此机会提出了结婚的请求,起初李淑贤是拒绝的,并表示还想再等一等,奈何架不住溥仪的深情告白便答应了。
1962年4月30日,溥仪父亲在政协文化俱乐部礼堂举行了婚礼,前来参加的除了溥仪的亲人外,还有女方的亲友以及杜聿明、宋希濂等一百多人,婚礼在晚上七点开始,9点多钟结束。
邵力子的夫人还给溥仪送来两瓶陈年老酒,前三批获得特赦的人都来祝贺了,政协的一些领导同志们也来了,他们合买了一条漂亮的被面送给新人。
其中让溥仪最喜欢的礼物就是《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选集》,喜庆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深夜,宾客们才陆陆续续散去。
周恩来、李淑贤和溥仪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郭沫若和包尔汉两位老人也来祝贺,并送了两条双喜牌的香烟给溥仪,当天下午,秘书童小鹏也带着周恩来的祝福来了,这使得溥仪夫妇感到无比的兴奋。
婚后的溥仪十分幸福,他也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爱情,他好像总也离不开妻子,李淑贤每次上街时,溥仪都要跟着走,她在家里时,溥仪也要围着她转,有时候李淑贤做饭被溥仪打扰,就假装生气说:“你怕我跑啊。”
每当这时候,溥仪总会乐呵呵一笑。
有时候李淑贤值夜班,溥仪总要给她打好几次电话,或是去医院的值班室陪她,每次都要呆到十一点多才回去,医院的领导知道后,就很少给李淑贤排夜班了。
李淑贤和溥仪
有时候李淑贤上街或是外出了,溥仪总会等着她回家才吃饭,政协礼堂经常发影、剧票,但李淑贤常因为身体不适不能去,溥仪就留在家里陪着她,李淑贤劝他自己去看,溥仪说:“你不去,把你自己留在家里,我的心就不踏实。”
1963年6月,溥仪搬入位于西城区东观音寺的新居,房子宽敞又亮堂,夫妻二人的感情也越发好了,可他们的身体却变差了,也正是因为生病,李淑贤更加知道了溥仪对她的爱意。
有时候李淑贤发高烧,溥仪一个晚上就起来好几次,或是摸摸李淑贤的额头,或是给她准备药片和开水,溥仪这些小小的举动,让李淑贤倍感温暖。
他们婚后生活的五年半里,李淑贤做好了妻子的本分,溥仪也尽了做丈夫的义务,特别是在溥仪最后半年不能动弹的时候,李淑贤更是对他关怀备至。
溥仪去世前曾流着眼泪说:“没有你给予我爱情的温暖,我是活不到今天的。”
李贤淑和溥仪
在两人身体都好的时候,溥仪和李淑贤常常利用节假日,一起去了故宫和颐和园多地游玩,溥仪也成了李淑贤最好的导游,每到一个地方,溥仪都会滔滔不绝地跟她讲起种种历史和过去的生活。
走到故宫内的毓庆宫前时,溥仪便告诉她,这是他小时候读书的地方,溥仪还小声说:“我当时不爱读书,老师也没办法,有时候老师打瞌睡,我就用纸捻成一根小棍捅老师的鼻子。”
走到西太后住的地方,溥仪就对她讲西太后的发迹史,介绍慈禧佩戴的首饰。
溥仪
走到坤宁宫,溥仪就谈起了他大婚那天的往事,他说,婉容的伴娘端着“子孙饽饽”问他是生的还是熟的,他说是熟的,在场的人听说后脸色都变了。
原来按照迷信的说法,“生”即生孩子,“熟”即无后,因此说“熟”很不吉利。
参观自己以前住过的卧室时,溥仪仔细看了看被褥说:“这被子正是我当年盖过的,四五十年了,真结实呀!”
李淑贤又指了指殿内的“龙床”说:“在这睡觉能舒服吗?皇后也在这住吗?”
溥仪和婉容
溥仪回答说:“结婚后我有时候到婉容那里去住,”李淑贤又问:“也上文绣那里去住吗?”溥仪摇头:“不常去,偶尔也去看看,呆一会就走了。”
走过太妃住的宫室,溥仪说他小时候常和太妃闹别扭,她们想要约束他,他不服,就向他们发脾气,他想自己是皇帝,谁能管呢?
当溥仪夫妇坐在御花园的长凳上休息时,他万分感慨地说:“我3岁奉西太后之命进宫,直到19岁出宫,当时,这地方可把我腻烦死了,只想插上翅膀飞出这监牢一般的宫廷,直到今天想起当年的苦闷,我还恨西太后呢!”
1966年,文革开始了,溥仪也受到了牵连,在他受难之前,曾亲眼看见自己认识的廖沫沙受难。
那一瞬间,溥仪头晕脑胀,他迷迷糊糊地挤出人群,他的本意是要回家,却在迷糊中搞错了方向。
溥仪
当时李淑贤就在他身边,谁知溥仪顷刻之间就走丢了,李淑贤急了,立即赶回家去找溥仪,却不见他踪影,二十多分钟后,溥仪才被人失魂落魄地送了回来。
等那人走后,李淑贤问他去哪了,溥仪说:“心里难过,走错了路,幸好遇到了邻居。”
随后,溥仪开始叹气落泪,开始心疼那些受难的老革命,同时也担心植物园的老领导和文史馆的同志们。
不久后,溥仪工作的单位也出事了,他开始无班可上,只能在家读毛泽东选集和练毛笔字,当知道刘少奇落难后,溥仪又开始失魂落魄,直到他听说帮他修改《我的前半生》一书的出版社负责人被打成“特务”时,更是惊讶不已。
溥仪自传
溥仪不由得喊了出来:“这绝不可能!我决不能信,我曾长期接触此人,我了解他,他怎么能是特务呢?”
不久后,溥仪开始接到匿名人打来的奇怪电话,他开始有了种预感,他也要完了!
同年的9月,溥仪家的人去买粮食,却被告知不能买面粉和大米,只能买苞米面,李淑贤没办法,只好去街上买馒头吃,溥仪安慰妻子说:“买苞米也可以,苞米面有营养,味道也不错。”
几天后,溥仪去领工资,却只拿到一半薪水——五十元,这五十元对一般人来说可能够了,可对溥仪夫妇来说根本不够,他们夫妻俩都有病,每个月看病吃药要花不少钱。
妻子看着这五十元愁苦极了,溥仪只能安慰她说:“你别急,先省着花,如果实在发生困难,政协也不会不管。”
然而,溥仪没有料到,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溥仪
一天,溥仪收到了一封信,内容大意是批评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一书,写信的人还说要跟溥仪算老账。
溥仪夫妻俩看着这封信焦虑不安,他们四处打电话询问情况,却未得到任何回应。
在焦虑中度过一夜后,溥仪第二天就按照信中的嘱咐,把写自传得来的稿费全部送还给了政协机关,不过,这封信只是开始。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接连收到了七封信,溥仪也战战兢兢地回复了九封信,其中关于溥仪自我检查的信就多达十数页之多。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溥仪的健康也受到了损害,他的尿毒症复发,病势加重,1966年的12月23日,溥仪第五次住进了协和医院,在他住院期间,仍有恐吓信寄来。
李淑贤心疼溥仪,怕他再次受到刺激,便代替溥仪给对方回了一封信,内容大意是说溥仪病重,能否等溥仪病好了之后再接受自我检查。
谁知这封信惹恼了对方,他们开始威胁要鼓动更多的人来斗争溥仪。
溥仪
正在这时,李玉琴和她的嫂子来了北京,作为曾经的“福贵人”,她和家人都受到了冲击,为了不让嫂子和哥哥被牵连,李玉琴此次来北京,就是想让溥仪写材料证明自己的哥嫂是出身清白的穷苦人家。
此次会面,溥仪对她生出了许多愧疚,李玉琴也不多说,直接挑明了自己的来意。
当时的溥仪已经病重了,无法执笔,他对妻子说:“李玉琴在宫中时精神受到压抑和摧残,要求写个证明材料解脱解脱也是正当的,应该实事求是地给她做个证明。”
溥仪和李玉琴
拿到证明材料之后,李玉琴对溥仪的恨也消了一大半,她一改愤怒的语气,温和地对溥杰说:“溥仪有病,请转告他注意休养,希望他能早日恢复健康。”
此后,李玉琴再也没提过让溥仪为难的事。
而溥仪患病的事,也早在1962年有了先兆,那时的溥仪才结婚两个礼拜,就已经出现了溺血的现象,去医院诊断时,只是应急的注射了维生素K止血,后来又找了中医开了三幅治“膀胱热”的中药,止住了血。
两年后的秋天,溥仪再次发病,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诊断为前列腺炎,又给他注射了维生素K止血,但溥仪的病并没有好,两个月后,溥仪溺血越来越严重,只能住进了医院接受治疗。
毛泽东和溥仪
周恩来得知此事,立即派了专家给他诊断,确诊为膀胱瘤,医生还怀疑溥仪的病有很大可能是肾癌,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溥仪转去了协和医院治疗。
从1967年的9月起,溥仪仿佛到了人生的最后旅途,他走路都很费劲,连公交车也挤不上去,好几次溥仪想坐人力车,又怕被批判说是“压迫人”。
无奈,妻子李淑贤只能搀扶他一步一步挪到医院。
最后,溥仪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妻子便成了他的贴身“保姆”,给他擦身子、洗脚和伺候大小便。
1967年的9月30日晚上,躺在床上的溥仪忽然听到了一阵爆竹声,那一瞬间,溥仪也觉得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拉着坐在床边的妻子,眼泪滚滚而出,夫妻二人对视好久都没有说话。
交谈中的溥仪
终于,溥仪说道:“好长时间,我总不愿意和你讲这样的话,今天咱俩好好说一说吧,我可能很快就要离开人世了,以前怕你伤心,我总对你讲现在科学发展了,能治好我的病,其实,我早已明白,我的病是不能治愈的绝症,不会好了。”
李淑贤强忍内心的悲痛,对溥仪说道:“你不用发愁,好好养病吧,你的病会慢慢好的,等你好些,咱们再一同去逛北海,去游览颐和园。”
10月4日清晨,溥仪病情加重,李淑贤立刻送他到了医院,根据他的病情,本应该需要立即治疗,但因为溥仪的“特殊”,医院不肯收他,最后还是溥杰托人送消息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批了“特殊照顾”四个字,才让溥仪入住医院,在医院里,溥仪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几天。
溥仪
10月6日,溥仪给李淑贤写了一张便条:“小妹(李淑贤),我感气虚,你来时前往把‘紫河车’(胎盘)带来,今天晚上服用,耀之(溥仪)。”
可以看出,在生命的最后十来天,溥仪仍有很强的活下去的欲望。
10月16日夜晚,溥仪对来探望的人说:“我还不应该死啊,还应该给国家做事呀!”
可是溥仪最终没有战胜病魔,四个小时后,也就是1967年的10月17日凌晨,溥仪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去世的当天上午,爱新觉罗家的人陆陆续续来到医院向溥仪的遗体告别。
李淑贤亲手给溥仪穿上了新的棉衣棉裤和棉鞋,又把他平时喜欢戴的深蓝色帽子给他戴上。
溥仪
第二天,周恩来派人来向溥仪的亲属表达慰问,并让家属选择遗体火化或者埋葬,至于埋葬地点,也可以由家属选择。
最后,李淑贤和溥杰带着溥仪的骨灰去了八宝山公墓骨灰堂办理了骨灰寄存手续。
溥仪的一生,也就此走到了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