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日军对中国展开了全面侵略，战火很快烧到了南京，中国统帅在南京聚集了近10万人（又有15万人之说），而这些部队大多都经历过之前上海的苦战，当时部队的士气非常低迷，而新补充的是数万人大多都是没有走上过战场的新兵。在这样的情况下唐生智多次公开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对蒋介石承诺没有接到命令绝不撤退。此后还将封锁了所有的退路，大有破釜沉舟的架势。1937年12月10日，日军对南京城发起了总攻，12月12日唐生智下达了突围、撤退的命令，中国军队的抵抗彻底瓦解。在日军进入南京城之后在南京展开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屠杀，此次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了30万。在这场大屠杀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必须要提起，因为如果没有他遇害的人数将远不止30万。他就是德国人约翰·拉贝，一个纳粹党员。

在当时那个环境之下，面对那样的人间炼狱，总会有少数人可以不顾自己的安危，救他人于水火之中，而约翰·拉贝恰恰是这样的人。曾经有一个日本少佐在南京大屠杀中询问约翰·拉贝：你为什么要保护这些中国人，他们与你毫无关系。约翰·拉贝答道：我在中国生活的三十多年，我的儿子、孙子都是在中国出生的，而中国人对我也非常的友好，现如今中国陷入这样的情况，我怎么能袖手旁观。那个日本人对于约翰·拉贝的回答非常满意，对他的行为非常钦佩，于是退后一步向约翰·拉贝鞠了一躬。

在日本发动这场不义的战争之前，约翰·拉贝的生活一直非常平静，1882年他出生在德国汉堡，父亲是一个船长。1908年的时候他因为工作的原因来到了中国，起初他在北京工作，后来被调往了南京，工作生活一切顺利。但是这一切的平静都在南京即将破城之前而结束，在南京城沦陷之前，很多外国人都已经乘船离开，而约翰·拉贝本人也接到了德国方面的劝离请求，可是他并没有选择离开，他决定与其他各国的20多名友人一起在南京建立一个安全区，目的就是为了给一些非战斗人员提供一个避难所。

最终避难所的地址选定在了南京中心地带以西地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大使馆以及很多中国政府的办公大楼都在安全区之内。约翰·拉贝等人本打算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后的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之后便关闭安全区。其实这个安全区在建立的时候并不容易，不仅是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希望安全区内不能有任何的军事行动，而且日本方面还不承认这个中立区。此时约翰·拉贝注意到此次南京的轰炸方式与之前的轰炸有所不同，因为这一次日本对南京城进行了无差别的轰炸，这样约翰·拉贝觉得日本很有可能会在城内发动屠杀。随后他当即向希特勒发去了电报恳请他支持安全区的建立。这份电报在发出之后，日本的行为才有所收敛。

可是危机接踵而至，刚开始时约翰·拉贝等人本打算将安全区内空置的房屋留给那些最贫穷的南京居民使用，为了避免大量人员涌入造成混乱，约翰·拉贝与同事们在城区的各个地方都张贴了海报，希望那些有条件的难民可以居住在安全区内的亲友家中，尽可能少的占用公共资源。可是现实永远都是残酷的，有太多人涌入了安全区，难民们挤满了安全区内的建筑，壕沟、草坪等各种能待人的地方都站满了人，全家露宿街头的情况随处可见，甚至有很多难民因为没有地方躺，只能连续数日的站着。到南京沦陷的时候，安全区内已经有了25万难民。约翰·拉贝仅20余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这25万难民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安全区内，约翰·拉贝事无巨细，也正是因为有他的存在，让南京很多老百姓保全了性命，而约翰·拉贝在多次劝阻日军无果之后，他开始走上街头亲自阻止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只要他有时间，他就会开车在南京的街道上巡视，当看到有日本人在实施暴行的时候，他总是会冲上去阻止，而那些日本人在看到他胳膊上的纳粹袖章时，也只能愤怒的离开了。此时他也更加坚定了要拯救中国人的性命，为了给更多中国人提供庇护，他将自己的住房与办公室都给难民充当成了避难所。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中与同事们用自己的行动挽救了25万人的性命。

1938年4月15日约翰·拉贝带着自己记录日本人在南京所犯下罪行的日记与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证据回到了德国，在德国他公开发表了大量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被德国的秘密警察抓捕，在约翰·拉贝保证不公开谈论日本之后才将他释放，此后约翰·拉贝过得并不好，苏联人对柏林发起进攻让他失去了工作，住所也被炸毁了，二战之后他因为是纳粹党员，被逮捕入狱，1946年6月，因为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他被释放了，但是他的生活也窘迫到了极点，他也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

1948年当他的困境传到中国的时候，南京政府当即向人民群众发起了募捐，几天时间便筹到了1亿元（当时的2000美元），同年3月南京市长来到了瑞士，在那里购买了大量的奶粉。香肠、牛肉等东西邮寄给了贝拉。此后南京市民每个月都会给约翰·拉贝寄去一大包的食物，以此来表达对于他的感谢。南京政府更是表明如果约翰·拉贝愿意来中国，将会为他提供免费的住房以及终生的养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