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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主义的独创性以及苏黎世之达达主义在欧洲的诞生
2024-12-29 09:33  浏览:1328  搜索引擎搜索“养老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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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主义的独创性以及苏黎世之达达主义在欧洲的诞生








伴随着特殊时期,很多情境说明,其实,达达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先锋性的运动,而且更重要的是,意味着拒绝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观,意味着彻底更新表达手法,走向一切的反面,甚至与艺术活动本身相抵触。


达达主义就是否定一切,是虚无主义。


因此,特里斯坦·特萨拉这样写道,“达达没什么含义”,他只是随意打开词典选择了这么一个名字。


与此同时,安德烈·布勒东认为立体主义是绘画学校,而未来主义则是政治运动,并把达达主义定义为一种心态。


因此,达达主义的出现有两个原因:艺术家在当代社会中的奇怪处境和战争引起的醒悟。


自资产阶级上台以来,艺术家开始感到在社会结构中没有适当的位置。


此后在20世纪初,先锋派在艺术与社会之间产生了分离,创造了资产阶级公众理解不了的艺术。


阿瑟·克拉文明确宣布:“绝对应该在头脑中灌入这样的思想,艺术是对资产阶级而言的,而我将资产阶级理解为一个没有想象力的先生。”


除此之外,导致达达主义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艺术家觉得他们的艺术没用。


因而,战争爆发是先锋派过去一直相信的进步梦想的终结。


当时一群艺术家逃离了冲突,希望终结传统的艺术实践。


而达达运动是一种反传统和破坏性的运动,它用行动和反对一切的斗争,改变了附带的生活和浪漫的波希米亚风。


并且,争议和丑闻在最初几次先锋派的展览中频频发生。


同时,攻击和辱骂也已发生在著名的《未来主义的夜晚》中,但随着达达主义的诞生,出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事情。


这时候,艺术作品被看作展览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态度而不是作品本身。


对艺术作品种类的毁坏是达达主义最常见的活动之一。


正因为如此,就出现了难以分类的对象,例如《表现场景》《现成制作》或《射线》。


同时,在达达主义所开展的活动中,引起轰动的基本要素之一是试图抹掉所有艺术足迹,消灭情感以及作者的存在。


为了不使艺术品神圣化,达达主义的艺术家们不断诉诸幽默、讽刺和荒诞,要求使用各种类型的材料,包括废物。


不过,达达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表现出统一性。


有数百种达达宣言,有些相互之间甚至还是对立的,而且也没有独特的达达风格,因为两次战争期间的政治和社会形势在不同地区是不同的。


同时,在苏黎世,不经意间,达达主义恰到好处的悄悄然地在欧洲诞生了。


战争的爆发导致一群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逃往瑞士城市苏黎世。


德国和平主义诗人雨果·鲍尔即是其中之一,1916年2月15日他在这座中立的城市,在列宁居住的同一条街上,成立了名为“伏尔泰酒馆”的夜总会。


在这里聚集了一群年轻的艺术家,如罗马尼亚作家特里斯坦·特萨拉(1896-1963年),他的同胞马塞尔·扬科和乔治·扬科,柏林诗人和雕塑家理查德·胡森贝克,电影制片人和画家汉斯·里希特,以及阿尔萨斯画家和雕塑家汉斯·阿尔普。


并且,应特萨拉的要求,鲍尔还编辑了一份名为《伏尔泰酒馆:艺术和文学作品集》的三语杂志,参加其中的艺术家有马里内蒂、毕加索、布莱斯·森德拉斯、康定斯基,以及苏黎世的达达主义艺术家们。


在该杂志的第一期中,“达达”一词首次出现。


两年后,《达达主义宣言》也出现在这本杂志上。


雨果·鲍尔和特里斯坦·特萨拉是苏黎世达达主义的主角。


“伏尔泰酒馆”的不眠之夜平稳进行。


鲍尔把自己的画挂起来,并进行钢琴演奏,而他的妻子艾美·亨宁斯则放声歌唱。


特萨拉比鲍尔更加激进和活跃,他利用虚幻和挑衅的书面和口头语言,丰富着酒吧中的活动。


在表演中,还有诗歌朗诵、非洲舞蹈以及打击各种物体的音乐表演。


但是,最著名的表演莫过于是“诗朗诵”和“静态诗表演”。


在“诗朗诵”中,同时用英语、法语和德语朗诵,因此观众根本听不懂。


在“静态诗表演”中,每个单词都写在椅子上的海报上,每次幕布拉起,它们的位置都会发生改变。


在那些年中,最重要的造型贡献是汉斯·阿尔普(1887-1966年)的拼贴画和木质浮雕,这些作品突出了表现自由和反对偶像崇拜的特点。


他尝试使用裁纸,后来又尝试使用色彩鲜活的木材,这些木材提前由机器切割好、用喷枪上好颜色,放弃了独特性的创作和所有预先策划好的技艺,如在《特里斯坦·特萨拉的肖像》(1916年)中所展示的那样。


而且,特萨拉邀请法国画家和雕塑家弗朗西斯·皮卡比亚参加达达主义的创作。


为此,这位法国画家和雕塑家于1919年1月抵达苏黎世,与特萨拉一起编辑了《达达主义》杂志的第4期和第5期,以及他在巴塞罗那时创办的《391》杂志的第8期。


于一年后,在皮卡比亚的鼓动下,特萨拉移居巴黎。


此后,战争一结束,其他艺术家也离开了这座城市。


他们的离开和“伏尔泰酒馆”的关闭,标志着苏黎世达达主义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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