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遇见苏东坡，记得高中的时候背诵《赤壁赋》，那些生僻拗口的古文背起来实在让人觉得晦涩费劲，便埋怨苏轼这人生感悟也太多了，只要他东坡先生贬一次官，要背诵的诗文便要多一篇。如今距离初次接触《赤壁赋》已经十多个年头了，有一次跟父亲晚上夜览长江，看着皎洁的月亮和时不时传来的波浪翻滚的声音，脑袋里突然想起“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那一瞬间，尘封的记忆如一颗子弹击中眉心，也似乎看到了清风与明月的交织，露珠与水光相辉，缥缈间，苏轼驾着一叶扁舟漂浮在辽阔苍茫的江面上，悲凉的箫声中，他沉吟着那句“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舟，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于是，我好似明白为什么要背那些书了，大概是为了让我们在满地的六便士中也别忘了抬头看看月亮。
北宋仁宗景祐三年，也就是公元1036年，在四川眉山，27岁的苏洵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苏轼。苏洵一共有三子三女，但是长子长女和次女都早早夭折了，所以作为实际上的长子，苏洵对苏轼抱有很大的期望，这点从苏轼的名字就能看出来，“轼”，原意为车前之扶手，乃车厢前供人凭倚之横木。虽然不着显露，然去之则车不能为之车，表示了对苏轼“虽不求显赫于世，但愿能默默奉献，于国家社会有所裨益”的期望。不过苏洵年轻时也不是什么靠谱父亲，不但不好读书不事生产，且经常四处游玩，十九岁娶了眉山富家千金程氏为妻后，仗着妻子多金且持家，苏洵更是四处浪荡，可以说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程氏都是过着一种丧偶式育儿的状态，等到苏洵醒悟过来都是他27岁的时候了，那两年他相继失去了母亲和两个女儿，又经历乡试的失败，才明白自己的人生再荒废就彻底沉沦了。《三字经》里面曾经有过一句描写苏洵读书的句子叫做：“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苏轼的弟弟苏辙比他小三岁，兄弟俩在眉山的田野山川中奔走，曾在夏野繁星下听老尼姑吟诵过蜀后主孟尝的《洞仙歌》，也曾在乡野石壁读过残石绝句，童年时代父亲苏洵常常游学在外，因此苏轼苏辙的启蒙教育就落在了母亲程夫人身上，程氏温良慈爱满腹诗书，对苏轼和苏辙两兄弟的启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一次程氏教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讲的是东汉名士范滂为了政治理想和家国大业不惜血溅轩辕，对于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年幼的苏轼对母亲问道：倘若我也要做一个范滂那样的人，你会同意吗？母亲程氏看着小苏轼逗趣道“你能做范滂，难道娘亲我就不能做范母吗？”
这个故事对于了解苏轼以后的政治行为很重要，这个时候苏轼年仅十一岁，而后他的一生都在践行这个政治理想，即使斧钺加身，也绝不改其志。
庆历二年，已经三次科举不中的苏洵回家专心读起了书，并把希望和精力放在了苏轼和苏辙的学业上，童年的苏轼兄弟俩是被泡在先秦两汉和韩愈的文章中度过的，并且苏洵还强制苏轼手抄一百二十卷的《汉书》和《庄子》，这样既加深记忆还练习书法，而《庄子》博大高远汪洋恣肆的自由境界，从小就铺满了苏轼的思想底色，对他以后坎坷动荡的一生裨益匪浅。
苏洵对苏轼地狱级的文学训练成效很快，十岁出头苏轼写的命题作文《夏侯太初论》其中有段话是这样说的：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趸。意思就是一个勇敢如蔺相如一样的人，面对暴君强敌，敢持和氏璧以死相争，却也会因为瓦钵的突然破裂而失声惊呼，同样，一个敢和猛虎搏击的人，也可能突然面对野蜂毒蝎时惨然失色。苏轼的这种随机生发，翻空出奇的雄辩才情，让周围见过苏轼的人都啧啧称叹。
父亲苏洵也时常和苏轼兄弟讲述自己早年四处游历的见闻，曾讲到在虔州城附近天竺寺的四壁保留着白居易的亲笔题诗：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
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
这些见闻让苏轼对眉山之外的那座天下万分期待，后来苏轼宦游四海，巡幽揽胜就是深受苏洵的影响。
庆历三年，也就是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前一年，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主导的庆历新政颁行全国，八岁的苏轼听着老师张易简讲述着这些时代的人杰，仰望着辽阔的长天，那些漫天云彩被疾风搅动，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如此山河，自当有他苏轼的一席之地。嘉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056年，47岁的苏洵带着21岁的苏轼和18岁的苏辙赴京赶考，离开眉山。临行前，母亲程氏抚着兄弟俩的脸颊，轻声说着“雁行千里终有归期”，只是世间大多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母子这一别竟是永别。
苏家父子三人三月从眉山启程北往，等到达汴京时已是石榴花开满枝头的五月，八月，苏轼和苏辙通过了开封府试，按照宋朝的规定，还需要通过礼部考试和皇帝的殿试。
嘉佑二年正月，51岁的欧阳修在漫天大雪中受命成为了礼部考试主考官，一场被称为千年第一龙虎榜的科举即将拉开序幕，跟苏轼苏辙同窗考试的还有另一位名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以及写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横渠四句的张载，还有程门立雪的理学大家程颐和程颢两兄弟。后经统计，嘉佑二年的这批进士中后来有9位当了宰相，24个人被《宋史》立传，真真堪称冠绝两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礼部初试的考题是《行赏忠厚之至论》，苏轼苦心经营三易其稿，天纵的才思让这篇应试之作成为了千古名篇。因为宋朝考试严格，要求试卷不仅糊名，还有专人誊抄，以此防止考官认出笔迹徇私舞弊，苏轼的文章最早是被副考官梅尧臣读到的，梅尧臣是宋诗开山鼻祖级别的人物，他的《鲁山山行》：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
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
意象丰富，动静结合，至今脍炙人口。看过苏轼的文章之后，梅尧臣大为震惊，转而又呈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一气读过后深感文章引古喻今，说里透辟已有大家风范，本想评为第一。但转念一想，这天下除了自己的弟子曾巩之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这种文章了。如果把曾巩列为第一，便有瓜田李下，徇私舞弊之嫌，所以最后苏轼的文章便阴差阳错的屈居第二。
接着是礼部复试，苏轼又以“春秋对义”获得第一，在同年三月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殿试中，苏轼进士及第。不出所料，时年22岁的苏轼和19岁的苏辙兄弟俩给宋仁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甚至回到后宫，仁宗皇帝还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啊。
进士及第后主考官欧阳修与新科进士之间便有了师生的名分和情谊，苏轼照惯例给恩师欧阳修写去了《谢欧阳内翰书》，这篇不足500字的文章让欧阳修读过后赞不绝口：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又感叹道：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三十年后，天下人便只知道苏轼，而不知我欧阳修了。这里虽然有提携后进之意，但文坛魁首欧阳修能故意说这些与他人听，这份心胸与热忱同样可敬可佩。欧阳修又带着苏轼拜见了宰相文彦博、富弼、韩琦，此时苏轼终于和儿时听过的那些人杰同席，比较可惜的是范仲淹在前几年去世，苏轼无缘一睹范文正公的风采。
正当苏轼声名鹊起，正欲搏击长空之时，从故乡传来了母亲程氏离世的噩耗，程氏是四月初八病故的，临终之际并不知道两个儿子双双高中，仓促到没来得及跟父子三人告别，古代书信很慢，到五月底苏轼父子才收到远信，悲痛欲绝，便星夜兼程赶回家中。踏入小院，苏轼似乎还能听见母亲的书声笑语，以及离别前母亲抚在脸颊温润又慈爱的手，如今一切都被一方小小的棺木隔绝。苏洵将夫人安葬在武阳安镇山下老翁泉旁，并刻下祭文：与子相好，相期百年；结于老矣，四海一生。
照惯例，苏轼和苏辙需要守孝三年，从嘉佑二年六月起，兄弟俩便丁忧家居，庭前花落花开，晨昏岁岁年年。嘉佑四年秋，服丧期满，父子三人便决定举家搬迁至京城，十月小阳春，四野缤纷，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苏轼带着妻子王弗和长子苏迈从嘉州登船，也就是如今的乐山。面对湍急的江流，苏轼豪气凌云的唱着：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是的，他要去往更广阔的天下了。
山如奔马，船似飞鸟，舟移山洞之间，秋去冬来，山河大地银装素裹，苏轼一家水陆兼程共120天，经过11个州郡26个县，直到嘉佑五年的二月才到汴京，开春后，苏轼被任命为河南府富昌县主簿，苏辙被任命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都是九品官。但是兄弟俩听说明年将举行制科考试，于是辞不赴任准备备考制科。
不同于人们对于科举制度传统的理解，宋代制科不同于三年一次的进士，明经一类的常科，是由皇帝特别下诏并亲自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特设的考试，流程是先由六名考官在秘阁举行阁试，及格者才能参加御前考试。两宋制科极为严格，严格到不仅应试者少，通过者更少，整个两宋300多年，开制科22次，入等者才41人，因此制科及第荣耀数倍于进士及第。
为了准备制科考试，苏氏兄弟俩从家中搬到怀远驿中专心备考，一天夜晚风雨骤至雨打窗棂，灯下的兄弟俩正在读韦应物的《示全真元常》一诗：
余辞郡符去，尔为外事牵。
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
始话南池饮，更咏西楼篇。
无将一会易，岁月坐推迁。
不由心生感触，从小到大兄弟两人形影相随，同窗共读，未来走上青云路，就将各自宦游千里，长相别离，像如今这般对床夜话也会成为奢望，于是，苏轼与苏辙约定，日后功成名遂，便一起退隐山间，同回故乡。在风雨声中，兄弟俩握手盟约，以后漫长的岁月中，苏轼与苏辙二人都从未忘记这个约定，无数次在互传的诗篇中提起旧梦，而这也是苏轼后来在坎坷仕途中可堪慰藉的一点星火。
嘉佑六年，苏轼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入制科第三等，因为制科按惯例一二等皆为虚设，最高就是第三等，其次为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于是苏轼就成了北宋开制科百年来第一人，而这一年，苏轼年仅27岁。苏轼被授官凤翔府签判，考入第四次等的苏辙被授官商周推官，这两个都是正八品的官职，因为父亲苏洵在京城修礼书，所以苏辙就自请留京侍奉父亲。同年十一月，天寒地冻，北风凛冽，苏轼带着妻子王弗和年幼的长子苏迈踏上了赴任之路，苏辙相送至郑州西门外，兄弟相扶相携二十年来，这是苏轼和苏辙第一次分别，望着弟弟的身影消失在远方，苏轼怅然若失，于是挥笔写就：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他希望弟弟不要忘记怀远驿站那昏黄灯光下的盟约。
与苏辙分别后不久，苏轼一行便行至渑池，五年前父子三人赴京应考，路过这里曾借宿在这里的寺庙中，彼时老和尚奉贤热情接待，临别之时，兄弟两人在奉贤和尚的居室墙壁上题诗留念，如今旧地重游，物是人非，奉贤和尚已经去世，骨灰被安放在一座新塔中，往日屋子里的题诗也没有了，这让苏轼悚然惊觉，深感人生变幻无常，于是便有了千古名篇《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个世界生生灭灭没有长性，无常主宰着一切，一种空漠之感在苏轼年轻的心中生出，这是他又一次感受世界的无常。
岁末，苏轼抵达凤翔任所，这里离京城千里，与当时的西夏交界为边防重镇，凤翔亦是有名的古都，文物极多，有唐时王维和吴道子画的竹和佛像，这对于苏轼来说是宝藏之地，苏轼尤为推崇王维的诗画，苏轼评价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有次观王维的画，在昏黄的灯光下，画上的僧人仿佛动了起来，如真似幻，苏轼明白，王维那种如同犀鸟飞离樊笼的笔触才是真正的大手笔。
嘉佑八年三月，宋朝最有名的皇帝宋仁宗赵祯驾崩，苏轼在凤翔任职三年，三年后于宋英宗治平二年回京，英宗皇帝久闻苏轼大名，想破格提拔苏轼入翰林院委以制诰，这职位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能参与到国家决策之中，历任宰相大多也都是从这个位置擢升的，但是，时任宰相的韩琦反对英宗的破格提拔，主张让苏轼按常规考试授予馆阁职位，苏轼知道此事后并无不满，他认为韩琦是爱护之心，所以去参加了馆阁考试，又是以最高的第三等入选，授直史馆。馆阁之职虽无实权，但却是文人最向往的清要之职。
然而命运似乎常爱开玩笑，每当苏轼事业精进之时，便有厄运降临。同年五月妻子王弗病逝，年仅27岁，身后留下不满7岁的儿子苏迈，10来年美满恩爱的婚姻生活骤然终结，苏轼无法接受这一惨痛的事实。他呆呆地坐在爱妻的灵前，无数往事涌上心头。结婚那年王弗16岁，每当苏轼背书卡壳之时，王弗总会提示一句，苏轼这才知道，自己这位妻子饱览经学，聪慧颖悟又沉静自持，苏轼为人直率，不论亲疏都掏心掏肺，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王弗总是帮他分析人情是非，按现在的话说，他们是初恋加战友，这样的羁绊也让苏轼对王弗的依赖颇深，以至于在十年后的一个夜晚，苏轼梦见王弗依旧悲不自胜，梦醒之后，面对忽明忽暗的残灯，提笔写下了凄婉的词作《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中国文学史上，从《诗经》开始就已经出现“悼亡诗”。西晋的潘岳和中唐的元稹便是悼亡诗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悲切感人。或写爱侣去后，处孤室而凄怆，睹遗物而伤神；或写作者既富且贵，追忆往昔，慨叹世事乖舛、天命无常；或将自己深沉博大的思念和追忆之情，用恍惚迷离的文字和色彩抒发出来，读之令人心痛。而用词写悼亡是苏轼的首创，这首词真挚朴素，沉痛感人，实为千古名篇。
不幸的事总是接踵而至，第二年四月，父亲苏洵又与世长辞，终年58岁。苏轼谢绝了英宗皇帝以及韩琦、欧阳修等元老重臣的厚礼，为苏洵求了个身后的官爵后便与弟弟苏辙俩扶柩还乡，照例守孝居家。宋神宗熙宁元年，也就是公元1068年，33岁的苏轼守孝期满，时代变迁很快，此时他已经历经三朝皇帝了，苏轼与苏辙在老屋的庭院中种下一棵荔枝树苗，期待在它开花结果之时兄弟两人衣锦还乡，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将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亲近这片故土。此时千里之外的京城，一场围绕改革的新旧两党的激烈斗争即将拉开帷幕，苏轼也即将迎来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风雨人生。
关于王安石变法我们在历史课本里都多多少少的了解过，简单来说，年轻进取的神宗皇帝知道北宋帝国的腐朽已经烂到根子里了，他要求变，而满朝元老重臣，例如欧阳修、司马光，都不赞同大革新，甚至就连神宗皇帝的祖母、母亲、妻子三代皇后都站到了反对变法的行列中。每次见到神宗皇帝都流着泪让他放弃变法，无人可用的神宗皇帝，只能找到同样自信，同样果决的“拗相公”王安石冲破所有障碍，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新法。
苏氏兄弟是熙宁二年回到汴京官复原职的，此时苏轼面对朝政的巨变也无比困惑，其实，苏轼的思想一直是想要革新的，因为他在凤翔边镇也看到了承平日久景象下社会的弊端，但当疾风骤雨的变革来临时，苏轼又深感不安，尤其是受恩师欧阳修的影响，都促使他向反变法派靠拢。
在变法开始的两三年间，苏轼在长亭外古道边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好友，这些都是因为反对新法被贬或者不愿合作自行外放的人，苏轼将心头的郁闷谱成诗篇，直言不讳地批评神宗皇帝求治太急，进人太锐。在皇权制度下，这种言论是很危险的，弟弟苏辙在熙宁三年就因为上书批评新法几乎被治罪，已经被外放到陈州去做学官去了，苏辙学会了沉默，不再对新法发表任何评价，但苏辙这种处事原则苏轼是一辈子也学不来的，正如他自幼在母亲面前就说过，要学东汉名士范滂血荐轩辕，考制举时，他可是贤良方正直言敢谏科取入三等的。苏轼觉得：使某不言，谁当言者？假如我都不去说，那又有谁来讲这些话呢？于是他决心坚守危言危行，独立不回的政治操守，成为了反变法派的代言人。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孤灯之下，苏轼洋洋洒洒写了数千言的《上神宗皇帝书》，但这篇文章就如同一块划过水面的碎石，数月过去悄无声息，尽管朝廷不加理睬，苏轼依然要尽谏诤的责任，他又写《再上皇帝书》，这次他的言辞比之前更为激烈，把新法比作毒药：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苏轼一而再批评新法，让神宗皇帝和王安石十分不悦。
苏轼在文坛的舆论影响力太大了，皇帝和宰相对苏轼的疏离和不喜让新法派中关于罗织罪名排斥异己的小人有了可乘之机。果然不久之后，御史谢景温便弹劾苏氏兄弟于治平三年服丧回乡时，利用官船贩卖私盐，而且沿途妄冒民意差使兵卒，苏轼想过他的举动会招来厄运，却从未想到会是如此龌龊污蔑的罪名。苏轼想到了恩师欧阳修，这位德高望重提携后辈的文坛大家，在耳顺之年被诋毁与儿媳有染，最后查证是谣言，但这种最卑劣最污浊的诋毁，让一生清誉的老人承受了莫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憔悴衰退。如今自己也被罗织了这种捕风捉影的罪名，苏轼感到寒气凉彻心底，只是御史谢景温劳心费力，查了数月毫无所得才不了了之。
苏轼知道汴京自己是待不下去了，于是自请外放。其实神宗皇帝和王安石是打心底欣赏苏轼才华的，只可惜不能为自己所用。苏轼要走，神宗皇帝也体面的给苏轼升了一级外派杭州通判，这是东南第一大都会的美差。
熙宁四年七月，苏轼携继室夫人王闰之以及13岁的长子苏迈和次子苏迨乘船离京，苏轼一家先到了陈州，也就是如今的河南淮阳，与弟弟苏辙一家相聚，这一住就是70多天，待到暑热消散，秋风渐起，苏轼一家继续前行，苏辙一路送到颍州，恰逢致仕不久的欧阳修定居在这里，兄弟俩便前往拜望恩师，此时的欧阳修须发皆白，老眼昏花，步履艰难，让苏轼苏辙不禁心酸，当年文章风骨可为万世师表的文坛领袖经历了宦海浮沉以及政敌的攻讦和污蔑，此时已经走入了人生的最后时光了，苏氏兄弟的到来令欧阳修分外高兴，老人强打精神，陪兄弟俩饮酒赋诗，畅谈终日，他们彼此都知道，这一次相见大概便是人生中最后一次了。在欧阳修家盘桓了20多日，苏轼不得不启程赴任了，第二年一代大家欧阳修因病去世，欧阳公的故去是一个时代的落幕，人间从此无醉翁。
秋风萧瑟，征帆高挂。和苏辙分别之后，苏轼穿过淮河进入长江，想到这源远流长的长江水也从蜀地淌过，苏轼有些想家了，想念母亲和王弗矮小的坟茔，想念老屋院中种下的荔枝树。“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可这满眼的青山，何处是他的故乡呢？
苏轼于熙宁四年十一月抵达杭州，宁静清新的湖光山色，让苏轼的烦恼与郁闷逐渐消融。杭州府衙就在西湖南岸的凤凰山麓，苏轼将办公桌也搬到湖边，一边观湖景一边处理政务，他喜欢在望湖楼上看新月初升的西湖夜景，提笔写下《宿望湖楼再和》：
新月如佳人，出海初弄色。
娟娟到湖上，潋潋摇空碧。
苏轼也喜欢在月明之夜自在的荡桨西湖，悠闲地靠在船上，借着银色的月光看成群的鱼儿随波而来，湖畔青山随着小船起伏，天上明月随着小船徘徊，要说西湖的画意在苏轼笔下得到最完美最传神的描绘，还得是那首《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就像是欧阳修一样，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对苏轼来说，西湖比美酒更醉人。
熙宁六年，严重的水患灾害导致东南地区发生饥荒，苏轼受命前往常州润州赈灾，一连七个月，苏轼奔波于常润两州的每一片土地，勤勉地处理着繁杂的赈灾事务，就连除夕夜也没能回家团圆，而是停船在常州城外荒寒的水岸。本该热闹的夜晚，他独守孤舟，一灯如豆，四野苍茫。
此时苏轼已经38岁了，年岁越大，越是怕看崭新的日历，那是岁月流逝的铁证。熙宁七年，苏轼杭州三年任期满，此时弟弟苏辙在济南任职，兄弟俩阔别日久思念心切，所以苏轼上书请求调任到靠近济南的州县，朝廷遂了苏轼的意，将他调任密州知州。9月底，苏轼带着妻子王润之和三个儿子作别了杭州的湖山旧友，刚抵达密州的苏轼就注意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此时在密州农民捕杀蝗虫的总数曝光的已有3万户之多，当他走入田间地头场面更是触目惊心，哀鸿遍野，百姓靠草根树皮聊以度日，家人都没安顿，他就身先士卒，带着百姓以火烧土埋的办法捕杀幼虫，争取来年减轻蝗灾。但在巨大的天灾面前，那个时代人类的抗击显得微不足道，那几年与密州邻近的数千里地区全部陷入严重饥荒，饿殍遍野，被遗弃的孩子随处可见，苏轼常常洒泪循城拾弃儿，他专门划拨粮食来收养这些弃儿，并补助愿意领养孩子的家庭，但治下的百姓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在熙宁七年四月，迫于反变法派的巨大压力，神宗皇帝罢免了王安石来平息众议，但变法并未停止，由王安石的助手吕惠卿接手推动变法，只是吕惠卿专横跋扈，小人得志后熙宁变法正朝着危险的深渊滑去。
神宗皇帝的国库是充盈了，可吃的都是百姓的血肉，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苏轼看在眼里心在滴血，他拒不执行新法中那些有害无益的条规，就在这时，苏轼在杭州三年的全部诗作结集刻印，一部《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确定了他在文坛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也正是这一部诗集在几年后给他招致了巨大的灾难。
密州的苦闷无力让苏轼开始重读《庄子》，少年时未经世事，故而没有切身体会其中的道理，如今时常拍案称绝。“得者，失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超然物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者，智也。”
可以说，庄子的思想成为了苏轼心灵的屏障，熙宁八年十月，为答谢山神赐雨而重修的常山庙落成，苏轼前往祭祀，归来途中金风送爽，红叶飘飞，苏轼与同僚们举行了一次会猎，骏马奔腾，旌旗猎猎，苏轼似乎回到了裘马轻狂的少年时光，又想起了西北边境的紧张局势，有了效力疆场，以身许国的豪迈，他写下了堪称唐宋词史新一页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是37岁之后才开始写词的，但从《江城子》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写下了大量让后世全文背诵的千古名篇，宋词也正在从柳永那座高峰攀向苏轼这座高峰。
次年中秋，皓月当空，银光泄地，苏轼想起了分别六年的苏辙，今年兄弟俩同在山东却不能团聚，心潮起伏，大醉之下写就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熙宁九年，苏轼密州任期已满，他深深责备自己未能救民于危难，带着遗憾离开的苏轼前往河中府履新，行至山东鄄城，在汴京述职的苏辙专程赶来与苏轼见面，兄弟俩已七年未见，欣喜之情难以言喻。中途苏轼又接到诏令改任徐州知州，于是苏辙陪同苏轼奔赴徐州并在徐州盘桓100多天。在徐州的日子，兄弟俩携手同游秉烛夜话，只是兄弟俩鬓间都有了白发，而未来仍然苍茫。
随着时间的积累，苏轼不仅诗、词、文冠绝一时，书法绘画更是当世翘楚。在欧阳修离世后，苏轼成为了新的天下文坛领袖，年轻一辈争先恐后向苏轼求教，以拜入苏门为莫大的荣耀，远在大名府的黄庭坚也寄来诗词请教，从此两位北宋文坛泰斗缔结了亲密无间的友谊，不久秦观也从高邮来到徐州拜谒苏轼，秦观在诗中写：
人生异趣各有求，系风捕影只怀忧。
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
元丰二年，朝廷令苏轼移任湖州知州，临行的这天城外官道两旁挤满了百姓，三年来，苏轼与百姓共同斗洪水、筑长堤、抗春旱，又以自己的才情学问为徐州山水留下了痕迹。苏轼跃马向前，回首之际，徐州城与满城百姓已经消失在烟尘之中，44岁的苏轼此时并不知道，一场蓄谋已久的围猎正在等待着他。
元丰年间的政局与熙宁年间已经大为不同，王安石已经在二次罢相后退居江宁，韩琦欧阳修去世，司马光闭门写《资治通鉴》不问政事，把持朝政的是嫉贤妒能的王珪。
神宗皇帝平日也好读苏轼的文章，尤其是苏轼在徐州任上抗击洪水，临危不乱，大有独当一面的才干和品质，然而，皇帝对苏轼的喜爱令一些变法派的人惴惴不安，因为苏轼没少写文章讥讽他们，如今有政绩有声望的苏轼迟早会被重用，未来定然没有这些人的好果子吃。可要扳倒名满天下的苏大学士，首先就是要让神宗皇帝厌恶苏轼，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熙宁六年，曾写就《梦溪笔谈》的沈括就曾经试过曲解苏轼的作品，想让神宗皇帝对苏轼产生误解，但并未奏效。苏轼也听说过这件事情，但并未放在心上，所以变法派的李定等人正在等待一根导火索，而此时机会终于来了。
苏轼抵达湖州任所后，照例写《谢上表》，这一次的《湖州谢上表》像往常一样发在邸报上供群臣传阅，其中，有几行字让变法派的李定等人觉得扎眼，很适合做文章，于是在经过周密的准备之后，六月变法派的何正臣率先发难，将苏轼的一卷诗集引文摘句，妄加分析，指责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要求对苏轼大明行赏以示天下。七月，李宜之又引用苏轼的4卷诗集作为罪证，煞费苦心的为苏轼套上了傍讪君上的罪名，想以此来激怒神宗皇帝，最后李定下场做最后一击，声言苏轼犯有四大该杀之罪，彻底点燃了神宗皇帝心中的疑虑，下旨将苏轼送交御史台根勘闻奏。
苏轼即将被捕的消息是王诜最先得到消息，王诜是神宗妹妹的驸马，与苏轼交往密切，感情深厚，王诜火速派人赶往南都商丘通知苏辙，苏辙闻此消息五雷轰顶，又差信使快马加鞭，赶往湖州通知苏轼，苏辙的信使和抓捕苏轼的钦差几乎前后脚到达，名满天下的苏轼被五花大绑带出门去，妻子王闰之追出来紧随不停，泪盈眼眶，苏轼此时虽然自己也很痛苦，但还是好言抚慰妻儿。
八月，苏轼被押解到汴京，投入到御史台的监狱中，因为御史台四周遍植柏树，乌鸦栖居其上，所以又被称为乌台，审讯从八月二十日开始，一上堂就是按照死囚的程序询问苏轼，可见这帮变法派的小人早已内定苏轼为死罪，只等苏轼屈打成招了。而后将近两个月的漫长审讯，苏轼心劳力悴，李定等人除了想坐实苏轼的罪名，还想借此案牵扯出更多反变法派的人物，在夜以继日的威逼、恐吓、殴打、凌辱和折磨下，苏轼被逼写下了2万多字的供状提交给神宗皇帝，只等皇帝御笔一挥即可结案。此时，苏轼独自枯坐在囚笼里等待生死判决，此时，整座天下都在关注着乌台诗案。
杭州湖州的百姓一年数月自发组织为苏轼做“解厄道场”，祈祷神灵保佑他平安无事。苏辙也上奏请求以免官为兄长赎罪。他说：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苏辙的这篇上疏通篇文字情真意切，催人泪下。后来在网上看到很多人一提到苏辙就是做宰相捞哥哥，但说实话，苏辙一个应天府判官并没有捞苏轼的本事，真正能捞苏轼的，是太皇太后曹氏和退隐金陵的王安石。曹太后在病危之时，仍请求神宗皇帝赦免苏轼，神宗为了给曹太后请寿，颁布了大赦天下的诏令，苏轼这才没了性命之忧，而王安石最后的上书营救，才让神宗皇帝决定释放苏轼。最终苏轼被从轻发落，贬官黄州，而苏辙代兄受过贬官筠州。于是，在囚禁了整整130天之后，苏轼终于从那犹如百尺深井的幽暗监狱中出来，真真是恍如隔世。
元丰三年正月初一，在汴京城还在千门万户瞳瞳日的热闹时刻，苏轼在御史台差役的押送下启程前往黄州贬所，长子苏迈徒步相随，回望汴京，人生已过大半，去路迢迢，归期遥遥，时代命运之下，他苏轼何其渺小，一道寥寥数字的诏命就能圈尽他的一生。苏辙赶到去黄州的中途站陈州见了苏轼一面，苏轼心生愧疚，若不是自己牵连苏辙也不会贬迁，兄弟俩一人贬在长江西头，一人贬在长江东头，相隔八百余里，苏辙安慰苏轼，虽然难以相见，却也是一水相连，兄弟俩分别后，长子苏迈陪着苏轼在茫茫大雪中进入湖北黄州，中原已经隐没在山色之中，既见此景，苏轼心中涌起万里逃荒的悲哀。唯一庆幸的是，在遥遥冰雪千里路上，21岁的苏迈刚毅坚定地照顾着苏轼的饮食起居，分担着父亲的忧患孤寂。
苏轼在黄州的正式官衔是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这就表明苏轼无权参与公事，只是当地州郡看管的犯官，这基本等同于流放。人生当真是一个怪圈，当年仁宗皇帝口中的宰相之才如今被圈禁在这萧条的江边小镇，或许未来终身都不会被启用。
我至今仍很难想象，当时的苏轼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毅力来面对这看不到尽头的生活巨变？苏轼在黄州是没有官舍住的，苏轼父子只能借住在城中定惠院的小寺庙中，跟着和尚们搭伙吃斋，也算在颠沛流离中有了个暂得喘息的处所。
经历了乌台诗案后，苏轼对外界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和战栗，他几乎不知该如何待人和处事，总是白天躲在小屋中，晚上才一个人悄悄出门，在月色下独行，这首诗很好的反映了当时苏轼的心境：
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
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
此时他的心如同弱柳残梅，唯有在月色普照下才能获得片刻的安宁。有天夜里苏轼走到了远离定惠院的长江畔，伫立江边，静听潮水起落，残月挂枝头，一只孤雁在寻着栖息之地，寒林千枝而孤雁终究不肯敛翅，一声悲鸣后，落在了江西那片寂寞的沙洲之上，孤傲而寂寞，苏轼深深共鸣，写下了《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直到来到黄州很久之后，苏轼才渐渐改变这种昼伏夜出的习惯，但还是很少说话，也不和人往来。黄州百姓时常看到一个孤独的异乡人在山间水畔毫无目的的闲逛，对着飞鸟草木，游鱼流云喃喃自语。三个月后，苏辙护送嫂子来到黄州，苏轼一家才团圆，但更现实的问题摆在苏轼面前，自己全家20多口人吃饭都成了问题。苏轼在黄州是没有正常的薪俸的，只有一份微薄的食物配给，手中的积蓄勉强还能再撑一年，至于那未来就更难说了。
好在时光和家人治愈着苏轼的心伤，他每天布衣草鞋游走在荒山大江修竹古木之间，与田间的农民，山野的樵夫，水边的渔夫随意说笑，无拘无束。他时常求着别人说些鬼故事来听，别人偶尔推辞说没有鬼故事可讲，苏轼这时候就说瞎编一个也行，这总会让旁人轰然大笑。苏轼有一句名言“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他逐渐恢复了泛爱世人的天性，也在黄州交了许多市井朋友，这些朋友也给予了苏轼无私的帮助。
来到黄州的第四年，小城浓浓的人情味，这里没有官场的机关巧算尔虞我诈，也没有汴京城中追名逐利朱门肉臭，苏轼此时觉得，即便未来终老此地也未尝不可，而千里之外不少老友也关心着苏轼，司马光时常书信问候，黄庭坚的舅舅李常，更是利用调任之便两次绕到黄州看望苏轼，杭州的故人更是相约凑钱，雇专人一年两次给苏轼捎去杭州特产。而黄庭坚、秦观等人也一如既往，逢人便要称说苏轼。
元丰六年，因受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广西宾州的王巩遇赦北归，绕道来黄州与苏轼相见，随行有一名侍妾名叫柔奴，与王巩同甘共苦，无怨无悔。苏轼问柔奴：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奴回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可谓一语击穿了苏轼的心房。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是的，这世上最好的文学当然是来自于人最真切的情感和最忠实的内心。
苏轼在黄州已经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和家人一道种稻、种麦、家中有桑树、枣树、茶树，还有十几方的菜园，一家人白日耕种，夜晚织布，虽劳苦却亦有味。这一时期苏轼对陶渊明和白居易推崇备至，因为白居易曾在忠州东坡垦地种花，所以苏轼也将自己的田地取名为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儒佛道三家的思想融成了苏轼的思想底色，苏轼也正是从这里从田园走向伟大。元丰五年，一个崭新的苏轼从自我的困境中蜕变出来，完全超越了世俗的穷达观念，他更加光明、温暖、宽容、平和、恬适，也充满了宁静、隽永、淡泊、清空的审美情趣。
雪堂落成后，苏轼白天在东坡耕种，晚上在雪堂读书著述，他好饮酒却酒量不大，一次苏轼和朋友在雪堂饮酒，沉醉后回到临皋亭的家中，已摸不清是什么时辰了，应门的家僮已经鼾声如雷，敲门也没有反应，苏轼于是索性跑到江边欣赏风露浩然的江景，忽有所感，半生已过，人生荣辱得失如今皆已淡然，只是衣食身家之累，还得在这纷扰的世间忙碌。他想像范蠡一样，就此乘小舟遁入江海度过余生，于是他对着江面高歌了数遍包含人生哲理的《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第二天这首歌词传遍全城，人们都以为苏轼投江自尽了。知州徐君猷听此传闻惊出冷汗，他与苏轼私交甚好，又有监管之责，如果出事自己岂不成了天下罪人？后来他亲自在临皋亭看到苏轼尚在梦中鼾声如雷，不禁失声大笑。
元丰五年三月七日，苏轼和几位熟识的朋友去买新田，不曾想行至半途风云突变，下起了阵雨，同行的朋友都十分狼狈，唯有苏轼毫不介意，脚穿草鞋手持竹杖，和着雨打树林的沙沙声，唱起了歌，吟起了诗：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不久后，22岁的米芾从湖南远道而来拜谒苏轼，米芾就是与苏轼齐名的书法宋四家，于是苏米二人成为了忘年交，苏轼还把自己珍藏的吴道子画佛真迹拿出来与米芾共赏，两人分别前，苏轼还画了一幅《枯木怪石图》送给米芾，米芾视若珍宝，不料后来被当年乌台诗案给苏轼透露消息的那位王诜借去欣赏，就再也不肯归还，米芾毫无办法，只能愤愤的在《画史》上记了一笔：后晋卿借去不还。晋卿就是王诜的字。
苏轼送走米芾又到了暮春，四月日暖风清，黄州城西北有座赤鼻山也称赤壁，因为名字相同，所以人们有意无意的把它和三国时赤壁之战的古战场牵连在一起。苏轼来到赤壁游玩，望着滚滚东流的长江，此时自己的少年壮志已付之东流，不禁俯仰古今，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把理想落空的悲哀融汇在了壮阔的江山与久远的历史中，这是强者的悲啸，而不是弱者的吟泣。这一年的苏轼多次游玩赤壁，三咏赤壁写下了一词两赋，47年来的积累成就了这万古强音，天下文坛百川归海，黄州雪堂终成为了北宋文坛之心。
与此同时，苏轼的朋友圈还在不断扩大，有一位新贬居黄州的张怀民成了苏轼的新朋友，初来乍到，寓居在承天寺。元丰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夜，苏轼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心，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这个近千年前的夜晚，因为苏轼这篇《记承天寺夜游》，仍然在网络上广为传播。时至今日，我有时候到夜晚还会想，此时的夜晚，比元丰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黄州的那晚如何呢？
苏轼在黄州期间，神宗皇帝也曾多次想要启用苏轼，此时变法已经持续16年了，神宗殚精竭虑，事必躬亲，但国富强兵的理想却始终难以实现，他常常力不从心，而朝政却被一帮无能之辈把持。其实早在元丰三年，神宗就想把苏轼召回京城任翰林学士，但在宰相王珪和蔡确的阻拦下未下诏命，直到元丰七年，神宗亲书手札改授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神宗这一手很巧妙，既让王珪等人不好反对，又在昭示众人，皇帝还眷顾着那位苏大学士。苏轼自然是不知道神宗皇帝与朝臣为了他展开过长达数年的博弈，离开黄州的苏轼，让长子苏迈带着家人先去九江，自己则风餐露宿数百里前往筠州，此时他与弟弟苏辙已经分别5年了。
苏轼知道苏辙在筠州的日子并不好过，同僚排挤，还有3个儿子7个女儿，经济负担沉重。然而兄弟俩在筠州相聚的七八天中从未相互诉苦，人生很短，总要多出些乐事才好，与苏辙分别后，苏轼带着家人去了一趟金陵，他泊舟金陵的消息很快传开，许多故旧都急切的想和他见面，其中退隐在此的王安石五味杂陈，他两度为相一生大起大落，将一腔热血都付与了变法事业。然而最后却落了个亲友尽成政敌，谤怨集于一身的结局。
后来长子去世让他万念俱灰，王安石将家财散尽租住在秦淮河畔的小小独院，平日骑着一头驴子四处闲逛，对于苏轼，王安石并无成见，即便是苏轼当年反对新法，王安石也没有打击迫害，更是在乌台诗案中伸出援手，只因他其实比谁都欣赏苏轼的才华，苏轼到达金陵后第一时间就给王安石寄去书信要上门拜访，因此王安石也早早的就骑着毛驴在江边等待苏轼。斗转星移，十四年未见，昔日那位精明强干雷厉风行的拗相公，如今已经成了一位风烛残年的孱弱老人，苏轼心中酸楚，两人执手相对竟一时无言，只是那十多年前的隔阂，刹那间冰消瓦解，君子之交，不外如是。
十来天的时间，苏轼与王安石聊了许多，从儒佛到思想到诗词歌赋，再到变法革新，好多往事都聊透了。八月苏轼离开金陵，辞别王荆公，王安石也预感自己来日不多，这一别恐无相见之日，望着苏轼的背影，老人喃喃自语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王安石的时代也至此落幕。
元丰八年三月，年仅38岁的神宗皇帝积劳成疾，带着满腔的遗憾一病身亡。苏轼得此消息万分悲痛，因为十八年来，神宗皇帝对他的赏识和爱重自己是亲历亲闻，这时，北宋朝堂发生了巨变，年仅10岁的哲宗不能亲政，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自变法以来，北宋的三代皇后都是坚定的反变法派，雷声隐隐，山雨欲来风满楼，天下要变了。六月苏轼接到诏命，以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重新被启用的消息虽然让苏轼欣喜，只是前方晦暗不明的命运又让苏轼隐隐不安。刚到登州上任不久的苏轼还没来得及开展工作，就又接到迁升礼部郎中的诏令，他终于回到汴京了，一条通天的青云路在50岁的苏轼面前铺开。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堪称是苏轼的头号粉丝，苏轼的升迁之路如扶风而上的大鹏，回京后的苏轼先从礼部郎中迁起居舍人，再赐六品红袍官服银鱼袋，三个月后破格提拔到四品的中书舍人，兼知制诰，红袍官服换紫袍，后又兼任筵席侍读，成为了皇帝的老师。
帝王之师是千百年来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从投闲置散的谪官到帝王师，苏轼仅用了一年，长久以来人们对苏轼都有误解，认为苏轼做的官不大，总要靠弟弟苏辙捞，事实上苏轼的官已经大到天上去了，而且苏轼大多数时候都要比苏辙的官职要高。
元佑初年，苏轼已经成为了文坛和政坛的双重领袖了，几乎全天下的人都羡慕他，崇拜他，就连苏轼喜欢戴的一种高筒短檐的帽子都被全国士大夫竞相仿效，人人皆戴东坡帽，成为了一种时尚，苏轼的说法更是一字千金，即便是他一张三五个字的便条都能让人争抢，甚至是北宋周边的辽、西夏、高丽等国都随处是苏轼的诗词，时人皆称“谁题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苏辙跟苏轼一样，仅一年时间就官拜门下侍郎，也就是副宰相。
兄弟俩位极人臣身着紫金，但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苏轼在春风得意之时，仍然保持着一份恬淡超然“江湖流落岂关天，禁省相望亦偶然。”当年兄弟俩江湖流落，如今近省相望，都在命运的冥冥掌控之中，不值得为之悲为之喜，人生之路波谲云诡，谁知道明天又将是怎样的呢？
北宋都城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繁盛的城市，百万人口青楼画阁，绣户珠帘八荒珍凑，四海咸通。苏轼为这座天下撑开了文化和艺术的星空，宗门弟子黄庭坚陈师道成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秦观的词篇传遍南北，晁补之、张耒的文章名动朝野，此时的苏轼，时常独自一人在夜晚望着明月，似乎是在告慰恩师欧阳修：老师，这盛世可如你愿？
只是苏轼身居高位，依然处于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心。王安石与司马光于元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086年双双离世后，元佑党争愈加激烈，历史总是充满着巧合。30年前那场龙虎榜，苏轼苏辙两兄弟和程颐程颢两兄弟同场考试，30年后，苏轼和程颐同在汴京各立门户自述宗派，没想到竟也成为了政治上的最大对手。苏轼就此陷入了长达4年的党争，直到他明白这一切纷乱的根源，都是为了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宰相之位。
此时，已是翰林学士的苏轼离宰治天下仅半步距离，全天下读书人的梦想可谓唾手可得，然而看清一切的他却要激流勇退：
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
是的，功名利禄已于我如浮云，我只想回到那黄州的东坡上啊。
苏轼一连上了四道奏章，请求离京外放，一天晚饭后，苏轼在院子中散步，看到婢女和侍妾朝云在收拾暴晒了一天的书籍，苏轼拍着肚子问道：你们说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婢女们都说装的是满腹文章，只有朝云笑道：学士一肚皮装的都是不合适宜。
一语中的，好一个不合适宜，苏轼下决心要离开汴京了，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朝廷终于批准了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知州，浮生若梦，走过了漫长坎坷的15年后，苏轼终于又见西湖雨雾，又见“白羽跳珠乱入船”，岁月的风霜染白了双鬓，苏轼在杭州应付水患和瘟疫，又着手解决了他当年在杭州未完成的疏河治湖，兴修水利，苏轼将西湖挖出来堆积如山的淤泥在湖中筑成一道长堤，从此百姓南来北往，再也不必绕湖三十里了。杭州百姓为了纪念苏轼，将这道新筑成的长堤称为苏公堤，后人简称为苏堤。历经千年，苏堤春晓仍然是西湖十景之一。
随着年岁老去，苏轼感到了深深的疲倦。近一两年他时常收到老友的讣告，故旧凋零，情何以堪：
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
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
故乡眉山老屋院里的株荔枝树应当成熟了吧。
苏轼已经有了回乡的打算，他和苏辙已经功成名就，是时候履行当年在怀远驿风雨夜中的盟约了。但世事岂能尽如人意，庙堂之上的高太后执意要苏轼回京拜相，一方面当然是出于对苏轼的赏识，另一方面宋朝立国的祖宗家法就是相权制衡。如今朝中右相刘挚羽翼极盛，唯有用苏氏兄弟来制衡，只是苏轼去志已定，他希望颍州一任后就溯江回乡，就此归隐。
元佑六年八月，苏轼抵达颍州任上，当年恩师欧阳修就是在颍州终老的，熙宁四年，苏氏兄弟还在此城见了欧阳修最后一面，苏轼夜泛颍水，忽听水远烟微处传来悠扬曲调，唱的正是欧阳修所作的《玉楼春》：
西湖南北烟波阔，风里丝簧声韵咽。舞余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
杯深不觉琉璃滑，贪看六幺花十八。明朝车马各西东，惆怅画桥风与月。
苏轼的眼角渐渐湿润了，这颍州还能记得欧阳公音容相貌的，除了天上的明月，就剩自己这白发门生了吧？于是苏轼也做了一首词和之：
霜余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颍咽。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
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苏轼在颍州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打算安度余生了，只是命运却不打算就此放过他。
元佑七年，哲宗皇帝十八岁正式亲政，召苏轼回京，以兵部尚书兼差南郊卤簿使，也就是参与主持哲宗亲政的祭祀大典，苏轼不敢怠慢，但还是上书请求祭祀大典之后，依然外任知州，但大典之后哲宗没有放人，反而是赐苏轼对衣、金带，并进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一生最高的官位了，也是在这一年，与苏轼同甘共苦25年的妻子王闰之因病去世，她终究没能等到与苏轼同归故里。
回顾苍茫，长歌当哭。苏轼丧妻之痛尚未疏解，朝中又发生巨变，主持元佑更化的高太后去世，哲宗皇帝彻底掌权，苏轼作为帝王之师，他太了解自己这位皇帝学生了，哲宗被高太后压抑了八年，这八年除了读书就是在积攒怒气，而这位皇帝学生对苏轼的严加管教也早已心生不满，只等自己掌权那天来清算，而这一天终于来了。
元佑九年，哲宗皇帝改年号为绍圣，意思是继承神宗朝的新政。随后变法派的大臣重回朝堂，苏轼苏辙为首的元佑党人首当其冲，成为了打击报复的对象，苏辙去职留京谪守汝州，然后变法派的御史们又操起了老本行，用乌台那一套为苏轼编织起了罪名。
对于即将到来的命运，苏轼很平静，这么多年了，那些人还是没什么长进。苏轼被贬为六品的朝奉郎知英州军州事，治所在如今的广东英德，远贬岭南，儿子苏过和侍妾朝云随行，苏轼越过太行山停步伫立，他想起了当年韩愈贬谪潮州，写给侄孙韩湘子的那首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59岁的苏轼年老体弱，此去岭南山高路远，一个不慎难免客死，途中苏轼去岭南的路还没走到一半，朝廷就已经修改了四次贬谪自己的诰命了，落了个惠州安置，不得过问公事，这个待遇苏轼再熟悉不过了，跟当年在黄州一样，只是久经风雨的苏轼心中再无波动，沿途风光照样赏玩，有人照常会见，诗作依旧豪迈：
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
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
他深信山穷水尽处仍有柳暗花明的景色，也许超世独立的心灵自由就是在盛衰巨变中勘破的，终于，苏轼的心灵也大圆满了，那是一种全新的境界。他解释道：
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
仙人扶我顶，结发受长生。
他以殉道者的勇气，将所有红尘俗世的染污一起清除，万里跋涉。
绍圣元年十月，苏轼抵达惠州贬所，此地虽与汴京相隔千山万水，但苏轼的名字早就传遍天下，百姓对这位文坛大宗师并不陌生，人们不懂那些庙堂争斗，他们只知道是传说中的苏学士来了，不管朝廷的诏令如何，都待苏轼极好，“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在惠州的境遇比当初在黄州好上太多了。
绍圣三年七月，侍妾朝云去世，这世间最了解他的人离开了，他了解苏轼那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了解他济世爱民的火热心肠，了解他超尘脱俗的出世之志，朝云不只是红粉佳人，而是同甘共苦的患难知己以及精神契合的挚友。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是朝云生前唱过的词，如今她也不留痕迹的走了，茫茫天地，知我者几人？后来苏轼也终身没有再听过这首词。
苏轼对于朝云离去的悲痛直到九九重阳节都还未消退，他独自登高望远，大片大片的黄毛在风中起伏摇曳，那种形单影只的孤寂难以言说，只有
使我如霜月，孤光挂天涯。
西湖不欲往，墓树号寒鸦。
绍圣四年，朝廷传来了新的诏命，责授苏轼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62岁的苏轼在三子苏过的陪护下前往海南，临行前，苏轼已经向长子苏迈吩咐了后事，立下了遗嘱，他已经默认自己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了。后来又听说弟弟苏辙被贬雷州，兄弟俩书信相约在藤州见面，两人在贬谪途中相遇，我想这大概是命运最后的眷顾了。这一次，兄弟俩都有意放慢前进的脚步，也都默契的不再提起那年怀远驿的盟约，因为他们都知道，衣锦同归故里已经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苏辙将苏轼送至海边，踏上海船的那一刻，苏轼用昏花的眼睛仔细看了苏辙很久，他已经老了，记性变得越来越差，但他想要把弟弟的模样永远刻在脑海中，海舟远去，风和海浪隔绝了一切。子由，这次离别没有再见之日，这次就是永别了。
踏上海南岛视野所及，只是一片浩渺的海水，四顾茫然。只是苏轼转念一想，《庄子·秋水篇》曾说：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缇米之在太仓乎？在浩瀚的寰宇内，中国就像是太仓中的一粒粟米，那么蜉蝣般的自己又有什么归与不归的烦恼呢？苏轼的境界已经到了，无论身在何等境地，都有将绝地变为福地的超然自信。
海岛的生活是真正的艰苦，食无肉，病无衣，居无室，处无友，更无书籍和笔墨纸张，加上苏轼语言不通，习俗迥异，时常发作的痔疮也让他痛苦不堪。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轼发挥出了随和宽容的人格魅力，与许多黎族兄弟成为了知交好友，他在儋州编写教材，办学堂讲学，为这个斯文不正的荒蛮之邦带来了文化火种，他布衣草鞋，却依然是这天下文坛执牛耳者，以至于海岛上其他三州的士人纷纷到来，甚至远在广州的学子也冒着惊涛骇浪之险而来。数十年来北宋文坛的中心从未改变过，那就是苏轼在哪里，中心便在哪里。
苏轼在海南最津津乐道的，是苏轼为海南培养了有史以来第一位进士姜唐佐。姜唐佐随苏轼学习了半年，临别之前姜唐佐请苏轼赠诗，苏轼便在他的扇子上提到：
沧海何曾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
这首诗只有上篇。苏轼让姜唐佐将来中了进士，他再将残诗续足成篇。
后来姜唐佐于大观三年中进士，可惜苏轼此时已经故去，下篇由弟弟苏辙完成：
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元符三年，也就是公元1100年，24岁的宋哲宗崩逝，因为没有儿子，便由弟弟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皇太后向氏垂帘听政，北宋三代太后都是坚定的反变法派，此时形势便又向着元佑党人有利的方向发展，新皇登基大赦天下，苏轼被安置广西，回首过去，苏轼没有怨恨，即便在这荒僻海岛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但饱览这些奇景异俗，又何尝不是平生快事呢？
同年六月，苏轼渡过琼州海峡，踏足大陆，弟子秦观早已等在这里了，师徒两人契阔流离七年之久，相聚数日后两人作别，秦观不知为何自作一篇志墓文，言辞凄婉似有不祥之兆，八月，秦观不幸病逝，走在了苏轼前面。此时苏轼正在北归途中，听闻讣告，两日没有进食，“少游已矣，虽万人何熟？”公元1011年6月，66岁的苏轼从瘴疠之地返回，此时他已身染瘴毒，江上北归途中的漂泊早已让他精力衰颓，心身憔悴，他终于病倒了，他也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于是给弟弟苏辙写信，嘱托后事。在病榻缠绵一月有余，七月的一天，苏轼忽觉病势减轻，精神颇佳，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一一交代了后事，而后安详离去。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卒于建中靖国元年，一个伟大的时代也随着东坡的离去悄然落幕。眉山旧院的荔枝树挂满了丹红，但，终究没有等来那个归人，
